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办法》的通知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局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上海市卫生局关于印发《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办法》的通知
沪劳保福发（2001）34号
各区县劳动局，各主管局、控股（集团）公司：
为公平、公正、公开地开展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切实维护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国家的合法权益，我们在广泛听取意见的基础上对《上海市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暂行办法》作了适当修改，制定了《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办法》（以下简称《办法》），现经市人民政府同意，将《办法》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办法》
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
上海市卫生局
二○○一年五月二十四日
附件：《上海市劳动能力鉴定办法》
第一条为开展因工负伤、患职业病和疾病、非因工负伤劳动者的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维护劳动者、用人单位和国家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和本市的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企业、企业化管理的事业单位、个体工商户（以下简称用人单位）和因工负伤、患职业病和疾病、非因工负伤需要做劳动能力鉴定的各类人员。
第三条市、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劳动能力鉴定中心（以下简称市鉴定中心）是劳动能力鉴定的专职机构。
市、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作出的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技术性鉴定结论。
第四条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为非常设机构，它受同级人民政府领导，由同级劳动保障、卫生、工会等部门的负责人和企业代表共五至九人组成，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一至二人。委员会办公室设在同级劳动保障部门，负责处理日常事务。
第五条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的职责：
（一）贯彻执行国家和本市颁布的有关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法规、规章和标准，并根据法规、规章和标准修订、补充本市劳动能力鉴定工作办法和标准；
（二）指导、检查、协调、督促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的工作；
（三）受理申请人对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及市鉴定中心作出的鉴定结论不服的鉴定申请。
（四）受理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呈报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
第六条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的职责分工如下：
（一）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受理本地区除为办理社会保障手续要求以外因工负伤、因病和非因工负伤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鉴定申请；
（二）市鉴定中心受理本市职业病和为办理因病提前退休手续等要求作丧失劳动能力程度的鉴定申请；
（三）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应当及时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呈报本地区的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鉴定。
第七条用人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为本单位因工负伤、职业病、非因工负伤和因病致残人员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用人单位不提出申请的，个人也可以按本办法的规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没有单位的，个人可以按本办法的规定提出劳动能力鉴定申请。
第八条申请人应当如实填写《上海市因病或非因工负伤劳动能力鉴定表》或《上海市因工负伤或职业病劳动能力鉴定表》（以下简称《鉴定表》）并按规定提供如下材料：
（一）申请因工负伤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的，提供有关部门对该工伤事故的批复和工伤认定意见；
（二）申请因职业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的，提供职业病专业医疗机构提供的职业病诊断结论；
（三）申请因精神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的，提供在各级精神卫生中心就诊的《挂号卡》复印件。
第九条 办理因病提前退休手续劳动能力鉴定的，应当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距规定的提前退休年龄一年之内或大于提前退休最低年限，且符合养老保险规定的缴费年限；
（二）因病连续停止工作满１年；
患精神分裂症、偏执性精神障碍、难治性情感障碍者，还需提供５年以上（含５年）确诊病史；患器质性精神障碍者，还需提供２年以上（含２年）确诊病史。
第十条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受理鉴定申请后，应当安排被鉴定人到指定的医疗机构作医疗检查（另有规定的除外），并核对被鉴定人身份。
第十一条指定的医疗机构应当组织有经验的主治医师以上职称的医师进行检查，并将职工主要病情填入《鉴定表》，由检查医师签名，门诊办公室或者医务科盖章。
第十二条市、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应当聘请不少于十人的医疗专家组成劳动能力状况技术鉴定组。劳动能力状况技术鉴定组应根据医疗检查结果、原始病史及相关资料，在面见被鉴定人的基础上，依据鉴定标准进行集体讨论，作出技术鉴定意见。
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审核技术鉴定意见，作出鉴定结论，出具《鉴定结论书》，通知申请人办理签收手续。
第十三条鉴定结论一般应自受理之日起９０日内作出。
第十四条申请人对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的鉴定结论不服的，可自收到《鉴定结论通知书》之日起１５日内，向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申请重新鉴定。
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应当按照本办法规定的鉴定程序作出鉴定结论。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作出的鉴定结论，按照国家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有关劳动能力鉴定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作出后，因伤情病情变化，被鉴定人或待遇支付单位可再次按本办法提出劳动能力鉴定书面申请。再次提出申请的时间必须距上次作出鉴定结论日期６个月及以上，但特殊情况除外。
第十六条因工负伤、患职业病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患病、非因工负伤丧失劳动能力程度鉴定费用，由被鉴定人所在单位申请的，鉴定费用由被鉴定人所在单位支付；由被鉴定人申请的，鉴定费用由被鉴定人预付，如经鉴定为部分丧失劳动能力及以上的，鉴定费用应由被鉴定人所在单位负担。没有单位的，鉴定费用由个人负担。
重新鉴定的鉴定费用，由申请方预付。重新鉴定结论与原鉴定结论相符，鉴定费用由申请方负担。重新鉴定结论与鉴定结论不相符，鉴定费用由原鉴定机构负担。
因伤情病情变化要求再次申请鉴定所需的费用，由申请方负担。
第十七条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应当按规定收取鉴定费。劳动能力鉴定的收费标准，由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报市财政局和物价局核定。
第十八条市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组织有关劳动能力鉴定业务交流和开展其他业务活动的经费，可以从区、县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和市鉴定中心每年收取的鉴定费总额中提取。
第十九条个人没有正当理由拒绝单位安排劳动能力鉴定的，用人单位可以按照本单位规章制度处理。
第二十条从事劳动能力鉴定工作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法规、规章、标准，实事求是，秉公办事。严禁以权谋私，弄虚作假。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２００１年６月１日起实施。《上海市职工劳动能力鉴定工作暂行办法》（沪劳保发［９４］３６号）同时废止。
民事侵权在现实生活中普遍发生，尤其在目前举国烦躁的环境下，侵权事件越来越多。而对被侵权人的赔偿范围，又因诸多法律或者司法解释规定的差异性，变得扑朔迷离。特别是2013年1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对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的赔偿范围的解释，使被侵权人在诉求过程中增加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
因此，对于这一问题进行探析，有助于维护被侵权人的合法权益。
侵权赔偿范围相关规定的变化及其蕴含的立法倾向
1、《民法通则》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疾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人的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没有涉及残疾赔偿金、死亡赔偿金以及精神抚慰金等。
这是由于《民法通则》颁布于1986年，是在文革“砸烂公检法”后恢复正常法律秩序不久制定的，比较粗放，具有纲要性质，且对被侵权人的保护意识不强，所以对于赔偿范围规定得较少。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46条：“赔偿的生活补助费应补足到不低于当地居民基本生活费的标准”的规定，该“生活补助费”显然与残疾赔偿金的标准相差甚远，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赔偿功能。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规定：“因产品存在缺陷造成受害人人身伤害的，侵害人应当赔偿医疗费、治疗期间的护理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等费用；造成残疾的，还应当支付残疾者生活自助具费、生活补助费、残疾赔偿金以及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造成受害人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亡赔偿金以及由死者生前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等费用。”
该规定已经将“残疾赔偿金”和“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同时列举的还有“生活补助费”、“由其扶养的人所必需的生活费”。这就进一步说明《民法通则》中的“生活补助费”，不具有“残疾赔偿金”的性质；而且，“残疾赔偿金”与“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是包含或者交叉关系，受害人可以同时主张“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这就最大限度地保护了受害人的利益。
3、《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侵权损害赔偿范围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相同。不仅如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赔偿范围后，同一条款同时规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因此，完全可以理解为：赔偿范围不受加害人是否受到刑事诉讼或者制裁的影响。
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生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03】20号）的规定，不仅对“残疾赔偿金”和“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并列列举，而且对“精神损害抚慰金”也予以明确。这充分说明“残疾赔偿金”、“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精神损害抚慰金”各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意义，是对受害人不同损害的补偿，相互之间不存在交叉或者冲突。
5、《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的规定，对“残疾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仍然作为赔偿的范围。但是，没有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予以列举是一个倒退，是对受害人权利的漠视。
从上述的规定可以看出，随着时间的推移，赔偿的范围逐渐增加和具体。由此可见，立法者越来越倾向于保护被侵权人，使得被侵权人在受到伤害后获得较多的赔偿，不仅弥补其造成的损失，也对其精神有所抚慰。
但是，赔偿的标准还是过低，对被侵害者的保护不够充分，也使得侵权人违法成本过低，起不到惩戒作用，从而不能有效减少侵权事件的发生。
残疾赔偿金的法律性质
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
有学者认为，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这一观点是偏颇的。
首先，如果残疾赔偿金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则必须根据受害人生前收入状况来考虑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具体数额，这就必然是千差万别的，而不是目前仅仅根据户口类型确定赔偿数额。
其次，众所周知，构成残疾未必影响劳动能力，如果不影响劳动能力，就无所谓未来收入损失的说法。
目前除交通事故外，民事侵权的伤残鉴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检验检疫总局、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06年发布的《劳动能力鉴定 职工工伤与职业病致残等级》（GB/T16180-2006）作为定残标准。根据该标准，很多症状构成伤残，但是不会影响劳动能力。例如：“开颅手术后无功能障碍”、“颈部瘢痕畸形，不影响活动”、“全身瘢痕占体表面积≥5%”等症状均构成九级伤残，但是并不丧失劳动能力。因此，此类伤残不会导致未来收入减少。如果如某些学者的观点，残疾赔偿金是对未来收入损失的赔偿，那么，受害人未来收入并不减少的情况下是否就无需支付残疾赔偿金？显然，无论是否影响劳动能力，也无论是否未来收入有损失，只要构成伤残，就必须支付残疾赔偿金。
所以，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是受害人受伤致残后自身产生心理负面影响甚至自卑情结或者他人对受害人产生负面感觉或者评级的一项综合弥补。
残疾赔偿金不应当分三六九等。
既然残疾赔偿金不仅仅是对受害人未来收入损失的补偿，而是对受害人的综合补偿，就应当不分户口类型或者地域等因素而统一赔偿标准。
目前司法实践是按照受诉法院的不同或者居住地的不同以及户口类型的不同而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的。这是有悖立法初衷和公平原则的。
从法理角度看，既然人生而平等，那么，同一等级的残疾赔偿金就应当一样。此点，国务院《工伤保险条例》第三十九条：“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标准为上一年度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20倍。”的规定，就是对生命同价的最好诠释。
户口类型本来就是中国特殊时期的权宜之计，从发展的角度看，中国的户口制度是倒退和违背普世价值观的，况且，户口类型并不是收入多少的依据。因此，以户口类型来确定残疾赔偿金的数额是非常值得诟病的。
“被抚养人的生活费”不应当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
因为不同的受害人所抚养的对象多少和情况各有差异，对于受害人需要抚养的对象较多的情况，也许“残疾赔偿金”还不够支付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如果该受害人丧失了劳动能力，残疾赔偿金的救济作用就非常有限，更谈不上是实际损失的赔偿，此时，受害人及其整个家庭的生活必然立即陷入困境。
所以，受害人只要构成致残，就应当获得残疾赔偿金，而因此丧失劳动能力的，必须另外获得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换言之，受害人构成伤残未必丧失劳动能力，丧失劳动能力未必就一定有被其抚养的对象，所以说，“被抚养人的生活费”是对伤残者不仅丧失劳动能力且又有需要抚养的对象的特殊情形的补偿费。如果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对于上有老人需要赡养，下有子女需要抚养的受害人，即使获得残疾赔偿金，而该残疾赔偿金又是按照农村标准，其家庭必然处于悲惨境地，甚至无法生存。
所以说，取消“被抚养人的生活费”的赔偿项目，或者说，将“被抚养人的生活费”包含于“残疾赔偿金”之中。都是违反公平原则的。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如何理解（法释〔2012〕21号）所规定的赔偿范围。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法释〔2012〕21号）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犯罪行为造成被害人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付的合理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的规定，没有将“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予以列举，那么，是否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不予支持呢？
笔者认为，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法院支持。
首先，对于“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没有予以明确排除。而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三十八条：“因受到犯罪侵犯，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单独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赔偿精神损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规定则是明确排除精神损害抚慰金。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与“精神损害抚慰金”采取不同态度。
其次，根据对“造成被害人残疾的，还应当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等费用；造成被害人死亡的，还应当赔偿丧葬费等费用。”中的“等费用”的语义理解，造成被害人残疾或者死亡的，不仅仅赔偿残疾生活辅助具费或者丧葬费。
其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的解释》第一百六十三条：“人民法院审理附带民事诉讼案件，除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刑事司法解释已有规定的以外，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的规定，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适用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而根据民事法律的有关规定，“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是必须赔偿的。
所以，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二款没有对“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进行列举，在适用法律时应当依据民事法律的规定予以支持。
另一方面，正义不仅是法律的重要价值要素之一，同时又是法律的评价体系。从伤情鉴定规则和伤残鉴定规则比较来看，伤残级别较高的才能构成轻伤或者重伤，加害人才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被害人死亡的，加害人更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如果刑事附带民事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其结果便是受害严重的反而得不到应有的赔偿，这与社会正义是背道而驰的。
因此，从社会正义的角度考虑，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应当得到支持。
（法释〔2012〕21号）给受害人带来的诉讼风险
虽然，该司法解释第一百五十五条第四款有：“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就民事赔偿问题达成调解、和解协议的，赔偿范围、数额不受第二款、第三款规定的限制。”的规定，但是因为该司法解释没有明确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就会导致法官在适用该司法解释时行使自由裁量权。如果受害人就赔偿问题没有达成协议，就会冒法院不支持“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的风险。同时，因该司法解释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即使受害人愿意与加害人就民事部分达成和解，在协商具体数额过程中，受害人同样处于劣势地位，其结果必然导致赔偿数额过小，从而，违背法律的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出台该司法解释时也许初衷是为了防止产生空判，即避免判决书中判决数额因加害人的赔偿能力有限而无法实际履行的情形。
但是，该司法解释显然是因噎废食，顾此失彼的。虽然过去确有判决得不到完全履行情形，但是，明确“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却实实在在地维护了绝大多数受害人的利益，使损害和赔偿基本处于一种平衡状态。
因此，该司法解释不利于保护受害人利益，加大受害人的诉讼风险，使弱势群体更弱，因而该司法解释条款属于恶法性质。
（法释〔2012〕21号）对惩治犯罪造成的负面影响。
根据罪责刑相适应原则，犯罪分子所承担的刑事责任应当与其所犯罪行相适应。
同时，量刑应当根据犯罪的事实、犯罪的性质、情节和对社会的危害程度进行客观量刑。
但是，由于（法释〔2012〕21号）没有列举“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赔偿项目，导致受害人担心依法判决时“残疾赔偿金”或者“死亡赔偿金”得不到法院支持，所以，为了获得应得的赔偿金，就积极谋求民事部分和解。而在协商过程中，加害人掌握了受害人的心理，于是就肆无忌惮地要求受害人出具谅解书。正如加害人所预料的一样，受害人为了获得该赔偿款，只能违心地谅解加害人，甚至违心地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量刑指导意见》，赔偿和被害人的谅解都是重要的从轻情节，被害人出具的要求法院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更是法官对犯罪分子适用缓刑的重要理由（此点也无形中为法官徇私枉法提供便利）。
结果显而易见：在赔偿数额并没有实际增加的情况下，因被害人的违心谅解和要求对加害人适用缓刑的申请，使得犯罪分子被重罪轻判，且冠冕堂皇。
孔子在几千年前就作出警示世人的发问：“以德报怨，何以报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