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工作的意见
劳动和社会保障部
关于进一步做好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工作的意见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局)：
近几年来，劳动保障规划的形式、内容和编制方法不断得到了改进和完善。
但也应当看到，随着劳动保障事业的发展和劳动保障制度改革的深化，劳动保
障规划工作还不能完全适应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需要，规划内容不同程度地存
在和实际工作目标脱节的问题，规划的执行缺乏相应的监测，出现了规划流于
形式的倾向。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了规划作用的发挥。为适应劳动保障工作
的新形势，充分发挥规划的调节和导向作用，现就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劳动保障
规划工作提出如下指导意见。
一、充分认识做好新时期劳动保障规划工作的重要性
劳动保障规划是劳动保障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是实现劳动保障事业
发展目标的重要保证，而且是促进劳动保障事业协调发展的重要手段，也是在
一定时期内劳动保障工作的行动纲领。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规划工作，围绕劳动保障中心工作，与时俱
进，不断推进规划理论、制度、方法和手段创新，在改进宏观指导上下功夫，
加强劳动保障规划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与劳动保障事业发展、与
年度各项工作目标的有机衔接，保障劳动保障各项事业健康发展。
二、改革规划内容，科学编制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规划
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规划的编制要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符合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要求，紧密结合劳动保障工作实际。
各地劳动保障部门编制劳动保障规划，要与计委、财政、统计等部门密切
联系，主动听取意见和建议，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战略以及宏观经济
政策及时落实到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规划中，做好发展战略、发展目标和政策措
施的协调、衔接与平衡。中长期规划要全面反映劳动保障事业整体发展方向和
目标；年度计划要根据中长期规划总体目标要求，突出“少而精”的特点，紧
紧围绕劳动保障中心工作，针对重点、难点和前瞻性问题，提出切实可行的年
度工作目标和政策措施。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规划应当集
中围绕“两个确保”、就业与再就业、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以及与现代企
业制度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维护职工队伍的稳定、提高职工生活水平等重
点工作编制，正确处理好劳动就业、社会保障、劳动关系、收入分配等劳动保
障领域的重大关系问题，全面反映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水平和方向。
适应劳动保障工作不断发展的需要，劳动保障规划要加快改革指标体系。
一方面，围绕劳动保障中心工作，编制好劳动保障重要方针、政策执行情况的
指标；另一方面，逐步增加反映劳动保障事业发展机构能力建设方面的指标。
通过制定和实施规划，推动劳动保障重大方针政策的落实和劳动保障事业的全
面发展。
当前劳动保障方针政策执行方面的指标主要包括：（1）劳动就业指标，
包括城镇新增就业岗位、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再就业人数及再就业率、城镇登记
失业率、劳动力参与率；（2）社会保险指标，包括社会保险参保人数、社会
保险基金收入数额、养老保险金社会化发放率；（3）收入分配指标，包括企
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等。为适应劳动保障中心工作的需要，也可围绕劳动保障
领域的中心工作编制专项规划。
劳动保障事业发展机构能力建设指标包括：（1）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发展
情况及劳动力市场信息网络建设情况；（2）职业培训机构数量及年培训人数；
（3）职业技能鉴定机构数量，参加职业技能鉴定人员数量及获取职业资格证
书人员的数量；（4）街道和社区一级劳动保障工作机构的数量，离退休人员
社会化管理的比率；（5）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信息化建设情况；（6）劳动保障
法制与监察机构能力建设情况。
三、加强对规划实施过程的监测评估
要对规划的主要指标实行全过程跟踪监测，不定期地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
检查，针对存在问题，及时提出改进意见，保证规划目标实现。要通过专题调
研、抽样调查等，及时掌握规划指标变化情况，分析变化原因，并对发展趋势
进行预测，提出规划调整的建议，使规划更加切合实际。
要建立监测分析报告制度，对反映劳动保障事业运行状况和发展趋势的指
标，提出监测分析报告。
对于中长期规划，要在规划执行期间，对主要指标和重要政策措施的执行
情况至少在期中和期末开展两次评估；对于年度计划，应在第三季度开展一次
评估，并提出下年度的计划要点。
要加强规划基础建设工作，充分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手段，逐步建立劳动
保障事业发展规划数据库，跟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新信息，对不同时期
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比较分析，对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趋势做出正确预测。
劳动保障规划、统计、财务工作要紧紧围绕劳动保障中心任务，建立起以
规划为导向，统计为基础，经费为保障，规划、统计、财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
的机制。规划的编制，要以统计数据为支撑，规划的实施要以统计为监测手段，
充分利用统计数据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预测预警。统计指标体系的确定，要与
规划提出的主要目标和政策措施相一致。加强统计分析，为规划预测预警提供
服务。要根据劳动保障规划的总体要求，统筹安排好劳动保障事业发展的资金
投入，特别是要加大对重点规划项目的资金投入力度，支持劳动保障规划的实
施。
各级劳动保障部门要按时编制和报送本地区劳动保障事业发展年度计划，
请各省市在每年的9月30日前向我部报送本年度计划执行情况和预测分析报告
以及下一年度劳动保障事业发展计划草案。
附件：劳动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计划主要指标
http://www.molss.gov.cn:8080/trsweb_gov/document?RecordNo=274&ColumnName=%CD%BC%B1%ED&MultiNo=0&channelid=40543&randno=0.8161093005270824&type=bin
二○○二年八月一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当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制度
苏建召
2012年6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下称《买卖合同解释》），其第三条第一款规定：“当事人一方以出卖人在缔约时对标的物没有所有权或者处分权为由主张合同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从该条解释的文义可知，对于无权处分合同，一律视为有效。
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对合同法第51条所作解释的一部分。
合同法第51条将无权处分合同的效力规定为效力待定：合同订立后，取得权利人追认的或者无权处分人取得处分权的，合同有效；否则，合同无效。
将解释与法律原文对照就会发现：司法解释对合同法第51条作出了修改：由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效力待定，修改为效力恒定（一律有效）。
由于最高人民法院没有公布解释理由，我们也无从得知该条解释的出台缘由。笔者妄加揣测，这有可能与合同法第51条存在如下缺陷有关：
无权处分人订立合同的效力仅及于无权处分人和合同相对人，与第三人的意思无关。而合同法第51条却规定以第三人（权利人）的意思决定合同效力，与合同相对性原理不符。此其一。
我国物权法第15条规定，物权是否变动，或者说合同是否履行，不影响合同的效力。合同法第15条却以无权处分人订立的合同最终能否履行为标准判断合同效力，同物权变动与基础关系的区分原则不符。此其二。
无权处分被认定无效后，善意买受人不仅不能取得标的物所有权，甚至无法向出卖人（无权处分人）主张违约责任，要求赔偿包括预期利益在内的全部损失。与民法鼓励交易的宗旨相悖。此其三。
为了弥补上述缺陷，于是有了本条司法解释。这也许是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该条解释的良好初衷。
但需要注意的是，合同法第51条语义明确，不存在任何岐义。解决法条缺陷的正确途径是，通过立法机关进行法律修订。遗憾的是，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没有行使自身的立法建议权，向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提出修法建议，而是通过发布司法解释，擅自“曲解”法律。这种以司法解释取代国家立法的现象，并非独此一例，而是时常发生。有人戏称该现象为司法解释的“立法化”。
长期以来，国家法制的不健全与现有立法技术的粗陋、缺乏预见以及成文法本身的局限性，为司法解释的存在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而司法人员对于司法解释的过度依赖、立法机关对司法解释监督的缺位，更滋长了司法机关对解释权的恣意使用。
然而，司法解释赖以存在的现实合理性与必要性，并不能成为司法解释“立法化”正当性与合法性的依据。司法权的性质决定了其基本的职责是裁判案件、解决法律纠纷。如果司法机关可以随意地改变国家立法或者是取代国家立法，那么法律的权威也就荡然无存。最终司法机关也会因此异化为一个集司法权、立法权于一身的不伦不类的强势机构。所以司法解释“立法化”带来的恶果不可小觑。
对此，全国人大不应再沉默。国为全国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构，不仅享有最高立法权，而且享有对“一府两院”的监督权。既然最高司法机关的司法解释权来自全国人大的授权，那么，“两高”行使司法解释权时自然应当接受全国人大的监督。若坐视司法机关随意侵入立法领域，便是立法机关的失职。
笔者认为，由全国人大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程序，不仅法理依据充分，而且十分紧迫。具体构想是：凡需出台司法解释的，须由该司法机关的相关部门负责起草解释草案及解释理由，交由本院的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初步审议通过初审稿。然后将草案初审稿连同解释理由一并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限期进行合法性审查。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相关部门（如法工委）出具审查意见。再交由司法机关的审判委员会（或检察委员会）讨论通过正式的司法解释文本。解释理由与司法解释一并向社会公布。正式公布的司法解释不得与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具的合法性审查意见相抵触。
建立司法解释发布前置审查程序，便于立法机关运用监督权防范司法机关随意越位对法律进行“曲解”，从根本上治理司法解释的“立法化”问题。同时，该程序的建立便于立法机关及时发现和掌握法律修订的需求动态，把那些滞后社会经济发展确需修订的法律条文及时列入国家立法修订计划。从而推动国家立法、司法活动真正步入各司其职、良性互动、规范发展的轨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