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不仅能彻底解决不当得利识别困扰，而且还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独立但“谦逊”的地位，故为当前大陆法系不当得利冲突立法之主流。我国新近施行的《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并未真正采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而以“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代之，这在冲突法层面和实体法层面都是值得检讨与反思的。对该法第47条中的“意思自治”和“发生地”作适当的解释，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上述缺憾。
在涉外民商事交往活动中，很多行为和事件都可能诱发财产的不合理流动，从而构成涉外不当得利事件。例如，在备用信用证关系中，如果在开证人未违约的情形下，开证行根据受益人的要求向其支付了备用信用证项下款项，则开证人可以选择追究开证行违约责任，也可以基于不当得利向受益人主张债权。而相当一部分的不当得利，与违约责任或者侵权责任相竞合，例如国际货物贸易合同自始无效情形下的预付款返还、涉外知识产权侵权案件的损害赔偿等。如果在不当得利、合同与侵权之中选择不同诉因，导致不同准据法的适用，进而导致对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作出不同判决，这显然是非常不理想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不当得利冲突规则的研究意义，已经溢出了不当得利本身，涉及到整个债权冲突规则的系统性与完整性。
2010年10月28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以下简称“《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无疑是中国国际私法立法的里程碑。该法第47条规定了涉外不当得利之债的冲突规则，填补了这一领域长久以来的立法空白。该条“不当得利、无因管理，适用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当事人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没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不当得利、无因管理发生地法律”之规定，较2002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会议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草案）》第九编第55条“不当得利，适用不当得利发生地法律”之草稿，有了非常显著的改进。[1]立法大槌虽已落下，然笔者仍不揣冒昧，来回巡视于实务和学理之间，拟从该法第47条在具体适用中的逻辑困扰入手，对该条文作一吹毛求疵的学术批判，并就司法解释层面的补缺方式提出一孔之见，为不当得利冲突规则更趋完美而贡献浅见。
一、问题的提出
案例一：A国自然人甲和B国乙公司在B国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乙按照约定，在B国将货款汇款到了甲在B国某银行账户。后查明，依据C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自始无效，并产生自始欠缺目的之非债清偿的不当得利。另查明，甲乙在自己国家之外并无“经常居所地”；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案例二：E国自然人丙和D国丁公司签订了一份买卖合同，其中约定“C国法为合同准据法，支配双方之间基于合同产生的权利义务关系”。之后，丁支付了货款。后查明，丙依其属人法E国法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而其法定代理人又拒绝追认丙丁之间的合同。但C国法对民事行为能力的规定，较E国法宽松。按照C国法的规定，丙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
在案例一中，如果认为甲乙仅就合同约定了准据法，而非就不当得利约定准据法，且这两者应当严格加以区分的话，那么，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之规定，不当得利的准据法应为“发生地法律”即B国法。然而，根据B国法，甲乙之间的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这就产生了准据法适用的自我矛盾，即合同准据法认为合同无效，产生不当得利，而不当得利准据法又认为合同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
在合同之债和不当得利之债发生竞合的情况下，如果合同和不当得利适用不同的准据法，就有可能产生上述逻辑困扰。究其原因，乃是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法律事实之间在产生渊源方面的因果关系所致。这在实体法层面体现为“责任竞合”现象，即“肯定不当得利请求权的独立性，认为不当得利请求权原则上得与其他请求权竞合并存，由当事人选择行使之”[2]；而在冲突法层面，这首先会导致“识别困扰”，即以不同的法律作为识别依据，会得出不同的识别结论。由于不当得利和作为原因关系的合同、侵权通常有着不同的冲突规则，所以，“识别困扰”可能进一步导致对同一事实适用不同准据法，进而作出不同的判决，甚至像案例一中那样出现“循环式”的自我矛盾。
如果我们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3]，使双方约定的合同准据法适用于合同无效产生的不当得利，是否足以克服上述逻辑困扰呢？在案例二中，我们将C国法作为不当得利准据法，却还是发现，根据C国法，丙丁之间合同关系有效，不构成不当得利。可见，即便是将《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第1款做扩大解释，也不能彻底克服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
二、“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必要性与合理性之探析
要解决上述逻辑困扰，统一不当得利的识别标准并非良策。一方面，它缺乏可行性，正如有的学者指出：“不当得利在各国法上规定的不一致，有其法制史的渊源与技术上之困难，目前要在实体法或国际私法上，建立各国均可接受的统一或独立的不当得利概念尚无可能”[4]；另一方面，它也不足以解决“识别困扰”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即便统一以法院地法作为识别的依据，将案件无论识别为合同之债，还是不当得利之债，上述逻辑困扰仍然存在。
笔者认为，解决问题的关键在于寻找一条兼容的冲突规则以适用于竞合状态。[5]而这条兼容的冲突规则，既要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又不能损害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如果以这两点作为标准，“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无疑是非常理想的选择。除此之外，在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大陆法系式”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这亦是“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被广泛采纳的主要原因。
（一）识别困扰的解决：“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在冲突法层面的必要性分析
对于上文提到的识别困扰，英美法系采用的灵活开放系属公式，对于任何事实问题都不需要经过识别，而直接适用统一的冲突规则：即寻找与案件有最密切、最真实联系的法律。于是，法院跳过了识别这个步骤，从而彻底摆脱不当得利的识别困扰。[6]但是，英美法系的做法“矫枉过正，依然无法摆脱其不明确、似是而非，甚至互相矛盾的弱点。换言之，弹性选法方法虽然有效地避开硬性冲突规则，及其所必经的定性程序所造成的法律选择之僵化现象，但无论重心说、适当之法说或最重要牵连关系说，显然至今都仍然是很模糊而不确定的概念。”[7]在英美法系的冲突规则中，各连接因素的重要性因案而异，准据法选择标准又过于抽象，留于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往往缺乏外在约束，这与大陆法系法律文化是格格不入的。
基于上述原因，在不当得利冲突规则领域，大陆法系学者最终没有改采英美法系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而是直接将不当得利的准据法指向原因法律关系，即形成“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与英美法系的“弹性选法方法”即“最密切联系原则”一样，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妥善地解决了“识别困扰”[8]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9]
（二）最密切联系原则的体现：冲突立法趋势角度的科学性考察
受萨维尼“法律关系本座说”的影响，传统冲突规范一般只选择代表连结对象“本座”的一个连结点。但由于个案案情纷繁复杂，传统冲突规范在选择连结点时放弃诸多而只择其一的呆板做法，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僵固机械的烙印。因此，当代国际私法学界引发了软化传统冲突规范的趋势，采用“最密切联系”等灵活开放的系属公式，就是其中一个软化处理的途径。[10]最密切联系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冲突立法的趋势，它不仅仅只是“贯穿整体冲突法的根本性的法律选择方法……更应是一项指导法律选择的基本原则”。[11]
如前所述，笼统地规定涉外不当得利之债适用与之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并非解决上述识别困扰的理想方案。而另一方面，“不当得利关系，各种各样，未必单纯一律”[12]，依其产生原因之不同，大体可分为两类，即“给付不当得利”与“非给付不当得利”，前者又可以再分为自始欠缺目的（如错债清偿）、目的不达（如预期条件不成就）、目的消灭（如解除条件成就）三种不当得利的具体类型，后者可分为侵害他人权益、支出费用偿还和求偿三种不当得利具体类型。[13]面对纷繁复杂的各种不当得利类型，要在传统冲突规范的模式内，寻找能充分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连结点作为回应，并非易事。
“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所倡导的准据法选择过程，是以考量发生“原因”这个核心要素为基础的，所以，它消化了传统冲突规范在遵循最密切联系原则时所承受的张力。换言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可称得上不当得利冲突法领域中的最密切联系原则：若不当得利系当事人之间先前存在的其他债权债务关系之结果，那么，不当得利与该原因关系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逻辑关联，而从法律层面看，支配该原因关系效力的法律，又是产生不当得利的法律原因，故其较之其他准据法，与不当得利之间具有更加密切的联系。[14]不难发现，较之其他冲突立法，“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更能体现、也更接近于最密切联系原则。
（三）不当得利制度的定位考量：“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合理性的实体法解读
民法是国际私法的基础，因而实体法上不当得利的价值、定位及制度体系，会对冲突规则的内容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之所以成为当前大陆法系冲突立法的主流，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它体现了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及其在整个民法体系中的独立但“谦逊”之定位。
首先，实体法上的“不当得利制度旨在规范私法上无法律原因的财产变动”[15]，而原因要素的不正当性（或者说“欠缺法律上的原因”）是产生返还请求权的基础[16]，这也是不当得利的核心要素。“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着眼于“原因”这个核心要素，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独特功能与价值体现于整个准据法的选择过程，故而与实体法有着一脉相承的内在逻辑关联。
其次，“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还体现了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独立但“谦逊”之定位。民法上不当得利之债产生于“无法律上的原因”[17]，而非笼统的某个概括的理由。在实体法上的这个“非统一说”[18]的基础上，学者认为“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不仅不是法律实现具体个案之正义或衡平之万灵丹，也无意以后起之秀之态势，掠取其他更源远流长之制度之适用范围；而是定位在比较‘谦逊’之角色，补充其他规范之不足；承认其仅从事其他制度本身以外之损益调整，则自可将因债权之法律关系而生之部分，划归其他选法规则之适用范围。”[19]采用原因关系准据法，使产生于某一特定法律关系的不当得利，适用支配原因关系效力的准据法，解决了责任竞合时的法律适用问题，不仅不会削弱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反而是对其独立性和补充性地位的充分尊重和良好表达。[20]
综上，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以不当得利制度在民法体系中的独立性为前提，且无损于不当得利与合同、侵权等原因关系的内在逻辑关联，在体现最密切联系原则的前提下，妥善解决了不当得利“识别困扰”及其所导致的准据法适用时“循环式”自我矛盾。因此，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目前已经成为大陆法系的主流学说[21]，并为越来越多国家的冲突立法所吸收[22]。
需要附带一提的是，不当得利在我国民法体系中系“独立”法定之债，这就要求有“独立”的不当得利冲突规则与之匹配。从形式上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虽然将不当得利法律冲突“转致”原因关系准据法，但其仍然具备冲突规则的基本要素，不失其形式上的独立性；而从实质内容而言，“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系基于对实体法上不当得利制度的细致考量，而为之“度身定做”的冲突规则，既非抄袭冲突法的其他领域，亦难为其他领域所仿效。因此，无论从形式上还是从实质上来看，“原因关系准据法主义”都算作与实体法上不当得利之独立性相匹配的、“独立”且“特征化”的冲突规则。[23]
三、《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7条“原因关系冲突规则主义”之本质与检讨
贵州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
贵州省人大常委会
贵州省安全技术防范管理条例
(2003年11月22日贵州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自2004年3月1日起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安全技术防范管理工作，保障国家、集体财产和公民生命、财产安全及其他合法权益，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稳定，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在本省行政区域内从事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生产、销售和安全技术防范系统设计、施工、维修、使用等活动，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安全技术防范(以下简称技防)，是指运用科学技术手段，预防、发现、制止盗窃、抢劫、非法入侵、破坏、爆炸等违法犯罪行为和重大治安事故的活动。
安全技术防范产品(以下简称技防产品)，是指用于防盗窃、防抢劫、防爆炸等防止国家、集体、个人财产以及人身安全受到侵害的并列入《安全技术防范产品目录》的专用产品。
安全技术防范系统(以下简称技防系统)，是指以维护公共安全和社会治安秩序稳定为目的，综合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和技防产品组成的系统。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技防工作的领导，将其纳入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目标管理范围，督促有关部门做好管理工作。
第五条 省公安机关负责全省技防工作的监督管理。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技防工作的监督管理。
有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技防管理工作。
第六条 机关、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应当根据规定落实技防措施，提高安全防范能力，做好本单位的技防工作。
新闻单位对技防设施涉密事项进行的公开报道，应当遵守国家有关保密规定。
第二章 技防预警与服务
第七条 公安机关应当建立和完善人防、物防、技防相结合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增强全社会预防和控制犯罪的能力。
第八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规划、指导本行政区域内报警网络的建设。
安装报警装置的单位应当与当地公安机关联网，使装置报警系统的场所或者部位形成多级报警格局。
第九条 技防系统的使用单位，应当制定技防设施的使用、维护和更新制度，保证系统的正常运行，并建立、健全值班备勤制度和警讯紧急处置预案。
第十条 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应当合理布置警力，接警人员应当24小时值班，并在接到技防系统的报警后迅速出警，及时制止违法犯罪活动。
第十一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不得向装置技防产品或者技防系统的单位和个人指定产品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防系统的设计、施工、维修单位。
第十二条 鼓励、支持技防科学研究，发展技防产业，推广使用先进的技防产品、技防设施。
第三章 技防装置范围
第十三条 下列部位或者场所应当装置符合技防标准的技防产品或者技防系统：
（一）武器、弹药及易燃、易爆、剧毒、放射性物品，致病性细菌、病毒，易制毒化学品的生产或者存放场所；
（二）集中存放重要档案资料的馆、库、室；
（三）博物馆及集中陈列、存放重要文物和珍贵的民族民间文化资料、实物的场所；
（四）制造或者集中存放货币、有价证券、票据的场所，金融机构的重要部位；
（五）广播、电视、电信、邮政及供水、供气、电力单位的重要部位；
（六）机场、大型车站、大型码头及道路交通的重要部位；
（七）星级酒店、大型公共娱乐场所和大型商场的主要出入口和其他主要通道。
前款所列部位或者场所国家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国家尚未规定的，由省人民政府规定。
第十四条 住宅小区、机动车停车场等场所或者部位，可以自愿装置技防产品或者技防系统。
第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利用技防产品、技防系统或者技防维修技术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
第四章 技防产品
第十六条 对未能纳入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制度、强制性认证制度管理的技防产品，实行生产登记制度。
实行生产登记制度的技防产品，须经省公安机关批准生产登记后，方能生产销售。
第十七条 申请技防产品生产登记的，应当持下列资料向所在地市、州、地公安机关提出申请：
（一）生产登记申请书；
（二）营业执照；
（三）符合法定要求的产品标准；
（四）法定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出具的型式检验报告。
第十八条 市、州、地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技防产品生产登记申请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完成初审。初审合格的，报送省公安机关核准；初审不合格的，退回申请并说明理由。
省公安机关应当自收到初审意见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对符合条件的，核发生产登记批准书；对不符合条件的，作出不批准的决定并说明理由。
第十九条 生产技防产品的单位，应当严格执行质量技术监督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保证产品符合有关质量标准。
第二十条 经营技防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备案，并实行进货检查验证制度，验明生产单位的产品质量检验合格证明和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证书或者安全认证证书或者生产登记批准书。
第五章 技防系统
第二十一条 技防工程设计规范由公安机关会同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制定，并纳入建筑工程设计规范。设计部门在进行建筑设计时，应当遵守技防工程建筑设计规范。
技防系统的设计方案应当执行国家有关标准，并报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备案；技防工程竣工后，由建设单位按照技防系统验收规则组织验收，并应当有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参加；技防系统验收不合格的，限期整改。
第二十二条 从事技防系统设计、施工、维修的单位和个人应当到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备案，并接受公安机关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进行的监督管理。
不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技防系统工程设计、施工和维修业务。
第二十三条 建设单位或者总承包单位不得将技防系统工程发包给不符合国家规定条件的单位或者个人设计、施工、维修。
第二十四条 承接技防系统设计、施工和维修业务的，应当持中标通知书或者承包合同向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备案。
第二十五条 技防系统的设计、施工、验收、维修、建设和使用单位应当妥善保管技防系统的设计图纸和相关资料，制定安全保密制度。
第二十六条 技防系统竣工验收前，应当经公安部授权的检测机构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系统检测，检测工作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及时组织实施。
第二十七条 涉及国家安全、国家秘密的技防系统的设计、施工和维修，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对已经装置运行的技防系统，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有下列行为：
（一）毁坏技防系统的设备、设施；
（二）破坏、删除、修改技防系统的运行程序和记录；
（三）擅自改变技防系统的用途和范围；
（四）泄露技防系统的秘密；
（五）擅自使用技防系统的记录资料。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九条 公安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尚不构成犯罪的，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
（一）指定技防产品的品牌、销售单位或者技防系统的设计、施工、维修单位的；
（二）滥用审批权限的；
（三）不履行或者不及时履行职责、发现违法行为不予查处的；
（四）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取他人财物或者获取其他利益的；
（五）有其他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行为的。
第三十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给予警告，并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造成严重后果的，对单位处3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对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五条规定，依法予以处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二条 违反本条例第十六条第二款、第二十一条第二款、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规定，除有关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第二十条、第二十四条规定，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四条 单位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罚款，并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个人违反本条例第二十八条规定，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五条 伪造、变造、涂改技防产品或者技防系统有关证书，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县级以上公安机关处1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