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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铁路法院适用罚金刑的研究与探讨
长春铁路运输法院 林号兵

刑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刑罚的轻缓化，而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发挥中心刑的作用是达到刑罚轻缓化的重要途径。随着现代刑罚由自由刑为中心向财产刑、资格刑为中心的逐步变革与进步，罚金刑日益受到各国立法者与司法界的重视，也逐渐成为刑法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
铁路法院主要是审理列车运行中及铁路沿线发生的各类刑事案件，由于铁路法院自身的特点决定了盗窃、抢劫、诈骗等需要判处罚金刑的贪利性犯罪在其所审理的案件总量中占到了一半以上。罚金刑的适用自然也就引起铁路法院法官们更多的关注。能否真正领会新刑法在罚金刑方面的变化，将“扩大罚金刑的适用范围，达到刑罚轻缓化的目的”这一新的司法理念运用到现实的审判工作中，对每一名铁路法院的法官来说都至关重要。笔者作为铁路法院的一名刑事审判的工作人员，针对审判实践中罚金刑适用存在的问题，将结合铁路刑事案件的特点，对罚金刑的适用范围、罚金刑的判罚标准等进行分析并寻求对策，以期对罚金刑的进一步完善有所裨益。
一、铁路法院适用罚金刑的范围：多为直接侵财类贪利性犯罪
我国1997年刑法典与1979年刑法典相比，在罚金刑的立法方面，有了很大的变化，分则规定的罚金刑条文数量有了大幅度的增加，规定有罚金刑的罪名数量由79年的20个增加到165个。尽管罚金刑的罪名增多了，范围扩大了，但是罚金刑适用的对象依然主要是贪利性犯罪。贪利性犯罪是以犯罪人的犯罪动机为标准所作的一种犯罪分类，它是指犯罪人为追求金钱、财产以及其他物质利益而实施的各种犯罪。台湾学者林山田将贪利性犯罪称为经济犯，认为“大多数经济犯都是惟利是图者”。[1]根据犯罪所侵害的客体，可以将贪利性犯罪分为三大类：（一）直接侵害财产权的贪利性犯罪，例如盗窃、抢劫、抢夺、诈骗、侵占等，这种类型犯罪是社会较常见和多发的，也是铁路法院受理最多的案件类型。长铁法院2002和2003年共审理案件196件，其中直接侵财的案件就有158件，占案件总量的81 % ；（二）直接侵犯社会秩序的贪利性犯罪，包括“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害社会管理秩序”、“危害国防利益”、“贪污贿赂”等，其中“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也是长铁法院涉及较多的一种犯罪类型。在2002和2003年受理的案件中有31件涉及到“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这一罪名；（三）直接侵害人身权的贪利性犯罪，这一类案件铁路法院涉及较少，2002和2003年两年中只受理了1件“拐卖儿童”的案件。从上述统计数字可以看出，铁路法院所审理案件主要集中在直接侵财的贪利性犯罪，罚金刑的适用范围也主要是盗窃、抢劫、抢夺这几类犯罪。
二、铁路法院对罚金刑的主要适用方式：追求社会效果，对有酌轻情节的犯罪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
我国罚金刑适用方式以必并科为主，以得并科与选科相组合的复合制为附，没有单科制罚金。我国这种以必并科为主的罚金刑适用方式是由我国罚金刑在刑罚体系中属于附加刑的地位决定的，更是以贪利性犯罪为主的罚金刑适用范围所直接决定的。1997年新刑法分则中规定了四种适用情形：①选处罚金；②单处罚金；③并处罚金；④并处或单处罚金。面对大量需要审理的贪利性犯罪案件，如何将罚金刑与自由刑有机的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罚金刑的功能，有效地克服短期自由刑的所带来的弊端，一直是铁路法院法官们努力的方向。不论任何一种方式，长铁法院法官们在适用罚金刑时更多考虑的是惩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的和谐统一：对应判处管制、拘役和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未成年人以罚金刑代替自由刑不但可以不使其失学失教，更可以避免在监狱或少管所中的交叉感染，同时也达到了惩罚和警戒的目的；对于家中有老人、儿童无人抚养照料或其身患疾病的犯罪分子，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既有利于对老人的赡养和儿童的抚养，有利于其疾病的治疗，使犯罪分子感受社会的温暖而受到心灵的召唤，悔过自新，重新做人，也有利于减少家庭和监狱的困难；对应判处短期自由刑的偶发性犯罪，用罚金刑代替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可以避免国家监改机关人满为患，使国家有限的司法资源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长铁法院在案件的审理中充分利用罚金刑来代替短期自由刑，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但也并不是所有应判处有期徒刑、管制、拘役的犯罪分子都可以用罚金刑来代替，只有部分主观犯罪意识轻、社会危害性不大的犯罪可以用罚金刑代替短期自由刑，而对于那些主观犯罪意识明显，社会危害性较大的犯罪和累犯就不能适用罚金刑代替自由刑。
三、对于罚金刑的判罚标准
97年的刑法对罚金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四种方式：一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规定上限、下限的标准；二是明确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按一定的百分比确定，即倍比处罚法；三是明确规定罚金数额按一定的倍数确定；四是不规定罚金的具体数额，罚金的数额由法官自行掌握。前三种由于有一定的标准，易于掌握，而第四种可操作性最差，但却是刑法条文中规定最多的。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52条规定：判处罚金，应当根据犯罪情节决定罚金数额。此外，刑法总则中再无对罚金的具体规定。前三种处罚方式由于有具体的判罚标准，一般不会引起争议，但第四种没有任何标准，只能根据刑法总则的规定，以犯罪情节来确定，造成了实践中的混乱。罚金数额是一个具体的、确定的概念，而犯罪情节却常常是无法量化的，且每一个具体的案件都有其独特的犯罪情节，其数额只能根据法官的内心判断来确定，这种内心判断，每一个法官都不会是一致的，受到其个人的生活经历、法律水平、长期的习惯及对被告人的印象的好坏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中也就存在法官与法官之间、一个法院与另一个法院之间在判处罚金上差异较大的情况，影响到法律的严肃性和统一性。因而在实践中，必须对罚金刑的标准进行限定，以利于实现法律的统一性。长铁法院在确定罚金刑的判罚标准时，综合犯罪动机、犯罪情节、犯罪人自身及家庭等多方面因素，以期所判罚金刑既起到惩治犯罪，又保护被告人及其家属合法权益的目的。
四、罚金刑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及立法完善
1、罚金刑数额的确定随意性较大，易在罚金的判处中存在司法不公的现象，不利于法律的统一执行。立法上没有对罚金刑规定数额幅度，实际上就等于是绝对不确定的罚金刑。这势必为法官任意自由裁量提供了广泛的余地，显然不利于准确、有效地惩治犯罪，保护人民，也不利于保障罪犯的人权。[2]陈兴良教授认为罚金刑无数额幅度，“是立法不足而导致的法律短缺”。[3]对于罚金数额的随意性，刑罚理性要求罚金刑的数额必须相对确定，具有最高和最低限制，应彻底废除无限制罚金。
2、完善罚金刑的缴纳程序，建立健全罚金刑执行制度。罚金执行问题的存在很大部分原因在于被告人自由刑刑期已确定，缴纳罚金的积极性大大降低。要解决罚金刑的执行问题，使罚金刑真正起到对犯罪人惩戒的作用，就必须建立完善的罚金刑缴纳制度，并为犯罪人缴纳罚金创造便利的条件。如检察机关在起诉时，将被告人的财产状况一并提交人民法院，以便于人民法院做出是否适用罚金刑的裁量；采取在判决前实行罚金预先缴纳的方式，对预交的罚金在判决后“多退少补”，并将缴纳罚金作为量刑的情节；成立专门的罚金刑执行机构，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探讨诸如“罚金刑前移”等措施，使罚金刑真正能做到“不空罚，能惩戒”。
3、法院在判处罚金刑时应充分考虑犯罪分子的实际履行能力，尽量使罚金刑起到它应当起到的惩罚作用，同时考虑犯罪分子自身和其家庭的情况，避免和减少“空罚现象”的发生。

注释：
[1]林山田著：《刑罚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289页。
[2]梁根林著：《刑罚结构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89页。
[3]陈兴良著：《刑法疏议》，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78页。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提出的申诉应如何处理的通知

1980年2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


各省、市、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
在复查纠正“文化大革命”期间的冤假错案过程中，各地人民法院也处理了一部分对“文化大革命”以前判处的刑事案件提出的申诉。从各地处理的情况看，“文化大革命”以前判处的刑事案件，大部分是正确的。但在某些时候，由于种种原因，确实也判错了一些案件。对此，要遵照“有反必肃，有错必纠”的方针，和中共中央1979年第96号文件规定的“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提出申诉的，可作为人民法院的经常工作，认真负责地予以处理”的精神，对确属错判案件，虽时过境迁与情况复杂，仍要不怕麻烦，慎重处理。同时，也要教育申诉当事人向前看，主要是政治上纠正平反，不要纠缠于其他问题。现提出如下几点，希各地人民法院遵照执行。
（一）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当事人提出申诉的，或者有关单位提出要复查的，或者司法人员自己发现可能判错提出复查的，由人民法院作为一项经常工作，认真负责地审查处理。但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不进行全面复查。
（二）处理对“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提出的申诉，除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央对解决历史遗留问题有专门规定的，应按规定复查纠正外，对其他申诉案件，要根据判决时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来衡量原判是否适当，不能以现在的政策和法律处理过去判处的案件。
（三）对于具体的案件，主要事实或者基本性质认定错了，或者按照当时中央的政策和国家法律不构成犯罪、不该判刑而定罪判刑的，要改判纠正。对于主要事实或者基本性质不错的，一般可不改判。对量刑畸重，仍在服刑的，可酌情改判；如已刑满释放，一般可不再改判。
（四）向原审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由原审人民法院处理；向上级人民法院提出申诉的，一般也可转交原审人民法院处理。重大的、疑难的，或者多次申诉又确有理由而未得到妥善处理的，可由上一级人民法院或高级人民法院处理。
对最高人民法院前各大区分院判处的案件提出申诉的，委托有关地区高级人民法院查清事实，提出处理意见后，由最高人民法院处理。
（五）对于错判案件改判后的善后工作，可参照中共中央1979年第96号文件的规定办理。改判纠正后善后工作的实际问题，要着重解决在基层。上级人民法院改判的案件，可委托当事人所在地的人民法院或有关的人民法院协助办理。
处理“文化大革命”前判处的刑事案件的申诉，要持慎重态度。遇有重大问题和其他难以解决的问题时，应请示党委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