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天津市人大常委会
天津市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条例
（2003年1月9日天津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九次会议通过）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贯彻实施劳动和社会保障法律、法规，维护劳动者和用人单位的合法权益，规范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和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劳动和社会保障监察活动。
第三条 本条例所称的劳动和社会保障（以下简称劳动保障）监察，是指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对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业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进行处理的行政执法活动。
第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应当遵循公正与公开、 监察与服务相结合的原则，并接受社会的监督。
第五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主管全市劳动保障监察工作，指导区、县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做好本辖区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区、县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负责本辖区内的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公安、工商、财政、价格、卫生、安全生产监督、药品监督等行政部门和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组织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做好劳动保障监察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有权进行投诉和举报。
第二章 管辖和职责
第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从事劳动保障监察工作的机构，应当配备专职、兼职劳动保障监察人员，负责劳动保障监察执法工作。所需经费列入同级财政预算，专款专用。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应当熟悉监察业务，具备劳动保障方面的法律专业知识，并经过培训合格。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在工会、共青团、妇联、行业主管部门等单位聘请劳动保障法律监督员，协助专职、兼职监察员开展工作。
第八条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业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区、县和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天津港保税区、天津新技术产业园区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劳动保障监察机构对本辖区内的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就业服务机构、医疗服务机构实施劳动保障监察。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案情重大、复杂或者跨行政区域的案件，可以直接查处；必要时，可以将自己管辖的案件指定下级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进行查处。
第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宣传贯彻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监察用人单位遵守和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三）受理对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投诉和举报；
（四）依法查处和纠正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行为；
（五）负责劳动保障监察人员的培训、任命、考核、监督和管理。
第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察人员在依法执行劳动保障监察任务时，可以行使下列职权：
（一）进入用人单位的生产、经营、工作场所，检查遵守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
（二）要求用人单位提供相关证明材料，查阅或者复制必要的资料，询问有关人员；
（三）采用笔录、录音、照相、摄相等方式取得证据；
（四）发现用人单位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的情况，作出限期整改、行政处罚的决定；
（五）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职责。
第十一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的监察人员在履行职责时，应当忠于职守、秉公执法，保守被检查单位的商业秘密，并为举报者保密。
第三章 内容和程序
第十二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就业服务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的下列情况实施监察：
（一）招用劳动者的方式、内容和条件；
（二）与劳动者订立和履行劳动合同、集体合同；
（三）支付劳动者工资和福利待遇；
（四）执行工作时间和休息、休假制度；
（五）社会保险登记和缴费；
（六）女职工、未成年工特殊劳动保护；
（七）用人单位开展职业培训；
（八）制定劳动管理制度，并按照规定备案；
（九）就业服务机构的中介服务、职业技能鉴定、职业培训；
（十）医疗服务机构进行劳动能力鉴定和执行基本医疗保险规定；
（十一）执行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况。
第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依法进行劳动保障监察时，用人单位和有关机构应当如实反映情况，不得提供虚假资料或者出具伪证，不得隐匿、毁灭有关证据，不得拒绝和阻挠劳动保障监察。
第十四条 劳动保障监察根据需要，可以采取日常巡视检查、专项检查、年度检查、举报检查以及劳动管理制度备案审查等方式；必要时，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会同有关部门联合检查。
第十五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用人单位进行劳动保障年度检查，实行年检制度。
市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连续三年年检合格的用人单位，授予劳动管理信得过单位称号，并免检一年。
第十六条 劳动保障监察应当由两名以上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共同进行，出示执法证件，并告知被检查单位监察的内容、要求和法律依据。
第十七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应当设立投诉举报信箱，公开投诉举报电话。
第十八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投诉、举报或者监察中发现的问题，按照下列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一）经初步调查认为有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告知被检查单位和投诉人、举报人；
（二）对违法事实不成立不予立案的，应当终止检查，并及时告知被检查单位和投诉人、举报人；
（三）对属于劳动争议纠纷的，应当告知当事人可以依法申请调解、仲裁或者提起诉讼；
（四）对属于其他部门职责范围内的案件，应当及时移送有关部门依法查处。
第十九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依照本条例第十八条第（一）项规定依法立案的，按照下列规定分别作出处理：
（一）经调查认定违反劳动保障法律、法规行为不成立的，应当及时撤销案件；
（二）违法行为轻微，依法可以不给予行政处罚的，应当作出限期整改决定；
（三）依法应当给予行政处罚的，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执行；
（四）违法行为构成犯罪的，应当移送司法机关。
第二十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对违法行为的查处， 应当自立案之日起六十日内结案；案情复杂的，可以适当延长，但延长期限不得超过三十日。
第二十一条 用人单位违反劳动保障法律、 法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的，劳动保障监察人员可以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当场下达限期整改决定或者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第二十二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在查处克扣拖欠劳动者工资、社会保险待遇的违法行为时，发现有关单位和个人有转移财产或者逃匿迹象的，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财产保全。
第二十三条 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后，当事人应当在行政处罚决定的期限内予以履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劳动保障行政部门可以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四条 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制度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一千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五条 用人单位未按照规定与劳动者订立或者续订劳动合同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使用一名劳动者每月五十元的标准处以罚款，但对每使用一个劳动者的罚款额最高不得超过一千元；逾期不改正的，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三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款；给劳动者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二十六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支付劳动者应得的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并支付相当于应得工资报酬和福利待遇百分之二十至百分之五十的赔偿金；逾期不改正的，处以五千元以上三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责任人处以一千元以上五千元以下罚款：
（一）克扣或者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或者福利待遇的；
（二）拒不依法支付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工资报酬的；
（三）劳动者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低于本市最低工资标准支付工资的。
第二十七条 用人单位或者劳动者弄虚作假骗取、冒领社会保险待遇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追回骗取或者冒领的金额，并处以五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违反社会保险法律、法规规定的，按照有关规定处罚。
第二十八条 用人单位招用未取得国家规定应当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人员从事该职业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按每使用一名劳动者处以一百元罚款。
第二十九条 用人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警告，责令限期改正，并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处以一千元以上二万元以下的罚款；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阻挠劳动保障监察人员依法行使劳动保障监察职权的；
（二）隐瞒事实真相，出具伪证，或者隐匿、毁灭证据的；
（三）拒绝提供有关情况、材料的；
（四）拒绝接受劳动保障行政部门下达的询问通知书或者整改决定书的；
（五）打击报复举报人员的。
第三十条 劳动保障监察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劳动保障行政部门给予行政处分，并取消监察员资格；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的；
（二）贪污受贿、徇私舞弊的；
（三）泄露用人单位商业秘密的；
（四）泄露举报人情况的。
第五章 附 则
第三十一条 本条例所称用人单位，包括国家机关、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
本条例所称就业服务机构，包括职业介绍机构、职业培训机构、职业技能鉴定机构。
本条例所称医疗服务机构，包括劳动能力鉴定机构、医疗保险定点的医疗机构和药店。
第三十二条 本条例自2003年3月1日起施行。
佘祥林冤案的侦查学反思
毛立新
侦查是公诉案件的必经程序，也是起诉和审判的前提与基础。在我国，由于长期奉行公、检、法三机关协作配合、流水作业的诉讼模式，导致“侦查中心主义”，侦查的结论往往决定着起诉和审判的结果。因而，凡冤案之形成，无不可以追溯至侦查阶段。正如李心鉴博士所言：“中外刑事诉讼的历史已经反复证明，错误的审判之恶果从来都是结在错误的侦查之病枝上的。”
那么，面对佘祥林“杀妻” 冤案，如果从侦查学的角度进行反思,我们又可以获取哪些教训和启示呢？在此，笔者做一简要分析：
一、调查尸源，确认死者——侦查错误的起点
侦破无名尸体案件，首要的一环在于查明尸源、确认死者。惟有准确认定死者是谁，才能通过对死者的调查发现嫌疑线索，进而确定侦查方向和侦查途径。查明死者身源的主要方法有：组织群众辨认尸体和现场遗留物品，深入摸排失踪人员，利用新闻媒体发布认尸布告，向周边地区公安机关请求协查，进行指纹、血型、DNA鉴定等。其中，利用指纹、DNA鉴定最为可靠.但如果不具备鉴定条件，而只能凭借辨认来确定身源，则必须开展深入细致的核对工作。如，必须邀请死者的家属、亲人、朋友、邻居或同事等进行反复辨认，不仅要对死者的性别、年龄、体态、身高等一般特征认真核对，更须对疤痕、畸形、痣、血型等特定特征仔细核对;不仅要对现场遗留物品、死者衣着、包尸物品等进行核对，还要对失踪的时间、地点等加以核对。最终，只有在根据充分、确凿无疑的情况下，才能认定死者身份，并据此开展侦查。否则，如果尸源确认有误，则整个侦查工作必然误入歧途。
佘祥林一案的侦查错误，就是从确认尸源开始的。案件中，“被害人”张在玉于1994年1月20日失踪， 此后不久，于4月11在当地发现一具女尸。此种情景下，警方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推测死者可能是张在玉，应当说，是一种完全正常的侦查思维。但这种推测仅仅是一种或然性的“侦查假说”，其确实与否，则必须进行严格的验证。验证的方法，正如上面所述，警方可以发布认尸布告，排查失踪人员，组织群众辨认，进行医学鉴定等等。此案中，由于女尸高度腐败、面目全非，辨认的条件非常不好，因而更要求侦查人员必须慎之又慎，注意通过尸体的细微特征来确认死者，必要时必须进行科学鉴定。
但令人遗憾的是，佘祥林一案中，警方在确认尸源方面，却表现得十分粗疏和草率。据报道，4月11日出现的无名女尸，所着衣物与张在玉并不相符;案发当时，还有另一户人家也前来认尸;且因尸体高度腐败，张在玉家人并不能确信死者就是张在玉。那么，在这种真伪不明、疑漏百出的情况下，警方又何以认定死者就是张在玉呢？难道仅凭张在玉的体貌特征与无名尸体有几分相像，就认定死者系张在玉？事实上，上述疑点的存在，本该引起警方的重视，并进一步采取核查措施。如，警方可以进一步扩大排查范围，以获取更多的失踪人员信息;可对无名尸体的生理特征进行细致甄别，或对死者的DNA、血型进行检验，以寻找更多的确认根据等。但警方不仅未对尸源问题继续深追细查，而且，还进一步以尸源的错误认定为起点，大刀阔斧地将侦查继续向前推进。
二、刑讯逼供，指供诱供——冤案铸成的关键
在警方认定死者即张在玉之后，案件主角佘祥林自然就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野，并被确定为重点犯罪嫌疑人，这似乎也是侦查工作的正常演进。1994年4月11日，佘祥林因“涉嫌谋杀妻子张在玉”，被公安机关带走接受审查。随后，等待他的是连续10天11夜的高强度“突审”，一天只吃两顿饭，不给喝水，不让睡觉，连打带骂。此为所谓“车轮战”，是一种精神加肉体的双重折磨，目的是使嫌疑人极度疲劳、极度困乏，最终精神崩溃，不得不招供。
但是，佘祥林一案与其他冤案仍有不同，此案中，受害人张在玉实际上并没有死，也就是说，所谓佘祥林杀害张在玉一案根本不存在。照此道理，不管如何严刑拷问，佘祥林也交代不出所谓的“犯罪事实”来。退一步讲，即便警方认定无名尸体就是张在玉，但佘祥林并未到过埋尸现场，他也是无法交代出与现场一致的供述来。也就是说，单靠刑讯并不必然导致冤案，因为一个无罪的人无论如何也编造不出与现场完全一致的供述来。那为什么刑讯能够制造诸多冤案呢？究其原因，除刑讯之外，还有一个必不可少的关键环节——诱供、指供的大量存在。佘祥林一案亦是如此，与刑讯逼供同步粉墨登场的，就是赤裸裸的指供和诱供。
所谓指供，就是侦查人员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令犯罪嫌疑人陈述。所谓诱供，是指用不正当的方法诱使犯罪嫌疑人按照侦查人员的意图、设想或推断陈述。在佘祥林的申诉书中，曾列举了办案人员指供、诱供的几个场景：“刑警队的指导员问我，‘水库是雁门口水库吗？尸体是埋在山上吗？告诉你，埋在土里，我们可以挖地三尺，沉在水里，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你懂吗？我们可以把水抽干。’从指导员语气十分突出的‘把水抽干’，我猜到他们说的意思，是杀人后将尸体沉在水库。就这样，他们不停地体罚‘提示’，逼着我录口供。”
佘祥林还在申诉书中描述了县公安局副局长韩友华参加的一场审讯：“侦查员问我如何沉的尸，因我根本不知道，怎么打也无法说清楚，只好胡乱交代，‘用木桩钉在水里’，这时，那个指导员对韩友华说，‘有用被单包着人和石头沉尸的，有直接用一块大石头压在尸体上的，有用麻袋装着人和石头沉在水里的，那个袋子是麻袋吗？’听了他俩这么说，我想，‘既然是袋子，不是麻袋，会不会是蛇皮袋？’于是交代‘是用蛇皮袋装着石头沉的尸’。这时，韩友华又问我，‘蛇皮袋装了石头总不会直接压在尸体上，总有什么连着吧？’我猜不出，刑警大队长卢定成不耐烦地解下了自己脚上的两根皮鞋带结好，问我多长、多粗，手感如何，看着卢定成这样的举动，我猜着说是‘用比香烟还细点的尼龙绳’，这时韩友华骂道，你是没吃够亏的原因吧，那是尼龙绳吗？我于是改口说是麻绳。 ”
这段描述，活脱脱再现了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互为策应、协同作战的场景。可以说，正是严刑之下的指供和诱供，才导演出了佘祥林供述杀人过程的天方夜谭，才有了现场吻合一致的有罪供述，才出现了荒唐错误的有罪判决。因而，我们可以说，诱供、指供之弊害，比之于刑讯更甚。在坚决反对刑讯逼供的时候，我们千万不了忘记了另一个更可怕的敌人——指供和诱供。
三、有罪推定，片面取证—— 一错到底的悲哀
如上，在案件侦查的关键两步——确认尸体身份和认定犯罪嫌疑人上，警方已经犯下了致命的错误。但错误本身并不可怕，因为警方的认定意见，无论显得多么可靠，都只能是一种带有推测性质的侦查假说。这些侦查假说要成为侦查结论，并进而成为检察机关的起诉意见和人民法院的有罪判决，还必须经受整个刑事诉讼过程的严格检验，还需要运用证据加以验证。如果没有证据的支持，侦查假说就不能成为侦查结论，侦查结论更不能成为起诉意见和有罪判决。
那么，佘祥林一案为何一错到底，一路畅通呢？是案件证据真的扎实可靠，无可指摘吗？当然不可能，因为杀人案件本身尚不存在，杀人证据又何谈“确实、充分”！实际上，此案侦查、起诉、审理过程中，都发现了许多疑点，但在有罪推定的惯性思维之下，司法机关失去了一次次纠正错误的机会。
仅就侦查取证而言，由于有罪推定的深刻影响，使警方偏离了客观、全面、深入、细致的侦查原则，陷入了弄虚作假、片面取证、罪疑从有的误区：
一是弄虚作假。除了通过刑讯逼供和诱供、指供，炮制虚假口供外，此案还有其他虚假证据。如作为一审定罪量刑重要依据的公安机关一份“提取笔录”，该笔录记载“4月16日根据被告人佘祥林的交待在沉尸处提取蛇皮袋一个，内装四块石头”。后在二审中，经湖北省高院询问京山县公安局承办该案的侦查员了解，该“提取笔录”与事实不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作为重要证据的作案“行走路线图”和“指认现场”记录又如何得来的呢？我们看看佘祥林在申诉材料中的表述：“侦查员叫我将关桥水库机台的构造画出来，可我从来就没去过那里，且根本就没有杀人，怎么能画得出来？就这样，1994年4月15日下午，那位指导员见我实在说不出死者的方位，就将我拉到写字台旁，给我画了一张‘行走路线图’，并叫我依照他画的那张图画了一张。”“他们问我在什么地方杀的人，我随便指了一个地方，他们就给我照了相。而后要我交出杀人的石头，我准备随便找一块石头给他们，谁知那地方根本就没有石头，他们又见我实在找不到石头，就直接将我架到堰塘的另一头站定，问我尸体沉在哪里，我见某某（注：此处隐去姓名）面对着堰塘，且我们站的地方有很多纸，就猜着说在这里，他们就给我照了相。”为了所谓“铁证如山”，侦查人员不惜弄虚作假，如此任意裁切事实，冤案岂能不成？
二是片面取证。佘祥林的母亲杨玉香因不相信儿子会杀人，四处寻访张在玉的下落，一年后终于在一个村子里找到几个曾经见过张在玉的村民，并请求村民写了一份书面证明。按说，只要侦查机关认真核实，纠正错误尚有可能。但证明交给公安机关后，不仅没引起注意，还说她包庇犯罪、妨碍司法，刑警大队将其关进看守所达10个月。佘祥林的长兄佘锁林，因给弟弟申冤，被关41天。湖北省天门市姚岭村石河乡村民倪乐平，因写了一个曾见过张在玉的良心证明，也连遭厄运，其妻被关了3个月，他和儿子为躲避公安抓捕也不得不外出逃避。这是有罪推定指导下的片面取证，只关心能够定罪的证据，对可能证明嫌疑人无罪的证据，不仅不闻不问，甚至肆意掩盖。这种做法不仅严重践踏了有关证人的合法权益，还使侦查工作一次次失去了纠错的机会。
三是罪疑从有。无罪推定是现代刑事诉讼的基本原则，它要求侦查机关必须对侦查结论承担举证责任，如果缺乏确实、充分的证据，在法律上只能对犯罪嫌疑人作无罪处理。此案证据存有诸多疑点，比如：佘祥林的有罪供述多达4种、杀人动机有5种，且前后矛盾，时供时翻;作案凶器没有找到，仅凭佘祥林的口供认定凶器是石头，依据不足；佘祥林供述将张在玉换下的衣物放在家中灶里烧毁，但既无残片，又无证人证言佐证，衣物去向不明;不能完全排除张在玉自行出走或跟随别人出走的可能性等等。根据无罪推定原则，在这些疑点没有澄清的情况下，警方自然不能终结侦查、移送审查起诉，而只能得出佘祥林无罪的结论。但遗憾的是，根深蒂固的有罪推定思想，使警方走上了一条难以回头的歧路。
历览古今中外，侦查破案、打击犯罪都应是一项除暴安良、匡扶正义的事业。面对犯罪的侵扰，我们需要警察来保护社会安宁。但侦查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旦偏离科学和法治的轨道，必然伤及无辜。透过对佘祥林一案的反思，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科学和法治，乃是侦查不可或缺的灵魂。
（作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诉讼法学博士研究生 mlx_2003@163.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