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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正廉洁执法舆论引导机制研究

商奇


［摘要］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政法机关公正廉洁执法，不仅关系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而且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局；不仅关系政法干部队伍的形象，而且关系党和政府的形象；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促进和加强政法机关公正廉洁执法的过程中，重视思想宣传工作、善于运用舆论的喉舌作用、着力构建科学的舆论引导机制是十分必要的。同时，还要加强政法机关自身建设，适应不断发展的舆论环境，契合舆论引导机制的能动要求。

［关键词］ 公正廉洁执法 ；舆论引导 ；机制构建

一、舆论引导的重要意义
舆论，是指公众的意见或言论。社会由无数个人类个体组成，在社会生活中，某一时间节点所有人类个体普遍的、占倾向性的意见或言论无疑对当时的社会认知、政权架构、道德法律、社会风气等一系列社会要素都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直接反映着当时的人心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可见舆论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舆论的形成有两个过程，一是来源于人民群众自发形成的意见或言论，二是来源于有目的引导。其中，有目的的引导是舆论形成的最主要途径。群众的自发舆论，很多也是由于前期引导造成的示范和衍生效应。舆论是广大人民群众意见的表达，也是诸多社会问题的显影剂。但是如果没有科学的引导，舆论就很容易变成肆意的洪流，不但无法正常发挥其作用，有时还会走向极端，阻碍社会的和谐和进步。
公正廉洁执法是政法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之一。进一步促进和加强政法机关公正廉洁执法，不仅关系政法机关的执法公信力，而且关系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大局；不仅关系政法干部队伍的形象，而且关系党和国家的形象；不仅关系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党的执政地位和社会主义政权的巩固，对于树立社会主义法治权威、增进政法机关公信力、维护社会稳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加强公正廉洁执法建设，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必须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工作，引导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积极的、正面的舆论氛围，避免消极的、被动的舆论导向，彻底消除不良舆论滋生的土壤，使全国上下凝聚合力。将公正廉洁执法的典型事迹宣传出去，积极引导全社会支持和监督公正廉洁执法建设。要坚实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阵地意识和法治意识，坚持实事求是的舆论原则和正面宣传引导为主，为政法机关加强公正廉洁执法建设提供有力的宣传保障和强大的舆论支持。
周永康同志在2010年8月13日政法宣传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各级政法机关和新闻单位要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深刻认识世情国情社情的新变化，遵循新闻传播规律和政法工作规律，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政法宣传工作，更好地发挥媒体在宣传党的主张、服务政法工作、推动法治建设、弘扬社会正气、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要作用，树立政法机关的良好形象，加强舆论监督，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法事业发展进步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这进一步阐释了舆论引导工作在我们整个政法工作大局中的重要地位和深远意义，也为我们进一步落实宣传战线建设，加强舆论引导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二、构建科学的舆论引导机制
坚持正确、有力、科学的舆论引导，对于促进舆论宣传工作健康、和谐、有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清形势、总结经验教训，构建科学的舆论引导机制，使公正廉洁执法建设中的舆论引导有的放矢、有章可循，避免盲目。
（一）坚持依法引导，加大相关法律法规建设
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的一切行动都要有法律法规的相应支持，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行动。加强舆论引导作为政法机关公正廉洁执法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有充分的法律法规支持，坚持依法引导，坚决杜绝“违法引导”、“越法引导”等不良行政行为的出现。
近一段时间以来，很多地方出现了一些没有在法律框架内进行所谓“舆论引导”的典型事件，发人深省。如2008年，河南省某市政府违法“租”用了该市某镇农用地28平方公里，致使约3万余农民失去土地。身在上海的该镇青年王某经多次举报无果后于2009年2月12日网上发帖反映此事。该市网警得知消息后，为了平复日益沸腾的网络舆情，于3月6日跨省来到上海将其抓捕。这起案件在网络上激起了广泛的反响，造成了极为恶劣的负面影响。该市政府即是没有在法律的框架下，积极稳妥的采取舆论引导措施，错上加错，造成了舆论上的被动，严重侵害了国家机关在人们群众中的正面形象。在加强公正廉洁执法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时刻绷紧法治这根弦，用法律的框架作为舆论引导工作的界限，将舆论引导行为纳入法制化的轨道，增强舆论管理的权威性、科学性和稳定性。
同时，要加强新的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对不适应现今舆论引导要求的法律法规的整理、修订，使先行各项法律法规能够充分发挥作用，起到应有的规制效能。一段时间以来，国家相继颁布出台了《中国新闻工作者职业道德准则》等一系列涉及舆论引导的法律法规，对我们加强公正廉洁执法过程中的舆论引导起到了有力的支持作用。但是随着社会发展和形势的变化，有些法律法规已不能满足舆论引导工作的实际要求，需要及时进行相应修改。
（二）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
胡锦涛总书记曾经明确的指出:“舆论引导正确，利党利国利民;舆论引导错误，误党误国误民。”尤其政法机关的公正廉洁执法工作，由于其本身的独特属性，其宣传工作更要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要引导宣传工作始终服务于人民、服务于社会主义、服务于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我国的政法机关，其一切工作都始终站在保护人民利益的角度。一直以来，政法机关坚持依法公正工作，其公正廉洁的执法形象已经深入人心，深得党的信任和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但不得不正视的是，现实生活中政法机关执法活动违法、违纪现象仍然时有发生，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一定程度的争议和抵触。面对这种现实，更需要我们加大舆论引导力度，始终占领舆论的制高点，引导帮助媒体树立政法机关公正廉洁、认真负责的良好形象。同时对于披露出来的问题要勇于公开、勇于承认、勇于改进，不瞒报、不谎报，使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政法机关的工作。
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突显。我们在一方面继续做好工作廉洁执法工作的同时，要更加认真负责的对待舆论引导工作，坚持用正确的舆论导向指引宣传工作，改进思想观念、加强主导作用，使人民群众更多的看到好的方面，对政法机关工作树立信心，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三）各个参与主体分工负责、整体联动
舆论宣传的引导是一项体系庞杂的工作，政法机关本身、新闻媒体及其他主体都是这个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加强舆论引导工作，就要求各个参与主体既要坚持各司其职、分工负责，又要坚持有机统一、整体联动。
1、要加强政法机关的主导作用。公正廉洁执法是政法机关三项重点工作之一，是各项政法工作的关键。在加强公正廉洁执法建设的过程中，对于舆论的引导显然需要政法机关担任主导角色。《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明确指出：“要牢牢把握舆论导向，正确引导社会舆论。坚持党管媒体的原则，增强引导舆论的本领，掌握舆论工作的主动权。”可见，这种主导作用是党和国家赋予政法机关的神圣使命和艰巨任务。政法机关在坚持公正廉洁执法的过程中要积极担负起主导责任，对于涉及公正廉洁执法的舆论要加强监督筛选，用敏锐的眼光和负责任的行动引导舆论。
2、要积极引导利用广大新闻媒体。新闻媒体始终是社会舆论最主要的参与者和传播者，只有积极引导和利用广大新闻媒体，才能真正有效的引导社会舆论。由于一段时间以来西方资本主义新闻观念的腐蚀，现今有些新闻媒体逐渐背离了正确的价值观，一味的追逐“新、奇、特”，用哗众取宠来吸引公众眼球。由于公正廉洁执法工作的特殊性，某些个别存在的问题被利用来炒作成了全局性的问题，某些个人性质的问题被利用来炒作成了全行业的问题，严重混淆视听，造成了极恶劣的影响。针对这种问题，新闻媒体应主动进行行业自律，提高参与舆论引导的积极性、主动性，坚持正面宣传为主，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始终与政法机关和广大人民站在一起。
另外，政法机关要加强对新闻媒体的帮助和协作，对在加强公正廉洁执法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典型事迹和先进英模要积极向新闻媒体提供线索，加强宣传；对一些违法违纪行为要积极进行权威信息发布，第一时间让广大人民群众了解真相，防止被一小撮反动分子利用，散布谣言。
3、要重视其他参与主体的作用。随着社会发展，出现了很多新闻媒体之外的舆论渠道，这些渠道也是舆论引导体系的参与主体之一。这些新兴渠道，以网络为最典型的代表。互联网肇始于1969年，发展到今天，网络已在整个中国大地蓬勃发展。根据统计，截至2009年底，中国的网民数量已经达到3.84亿，手机上网网民数已达到7305万人，这无疑是一个庞大的舆论阵地。而由于网络信息传播快、扩散性大、隐蔽性高等特点，使网络舆情往往成为舆论引导的盲区和难点。公正廉洁执法过程中，加大舆论监督，就必须正视困难，拿下网络舆论引导这个“硬骨头”。
为此，政法机关要加大对网络平台提供商的监管和引导，使他们自觉提高认识，坚持自查自纠，对网络舆论进行有效引导；要加快反应时效，坚持早发现、早疏导、早解决，防止不良信息广泛传播；要积极参与网络舆论，用客观、公正、权威的声音来发布相关信息，树立政法机关公正廉洁执法的形象。
三、加强自身建设，适应舆论引导机制的要求
舆论引导工作进行的好坏，直接取决于政法机关是否敢于、善于改进自己、提高工作方法。新的舆论引导机制，给政法机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为了达到引导舆论，加强舆论管理的目的，就需要政法机关以身作则，坚持加强自身建设，不断适应新时期舆论引导机制的要求。
（一）坚持公正廉洁、规范自身建设
中国有句古语，叫做“正人先正己”。政法机关在进行舆论引导的时候，首先就需要其真正做到公正廉洁执法。现实中，有些机关自身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却不在自身寻找原因，看不到自己的缺点，而一味的要求新闻媒体发布有利于自己的消息，甚至采取粗暴的方式封锁和打压新闻媒体的监督权力，这是与我们政法机关的舆论引导路线完全背道而驰的。这种做法不但无法实现有效的舆论引导，甚至会激发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恶劣的影响。
加强公正廉洁执法建设过程中的舆论引导，首先就需要政法机关真正严以律己，规范自身建设，坚持在公平、正义的框架内行使职能。只有这样，才能真正走的正、行的端，才能够严肃有力的与不良舆论作斗争。
（二）增强政治敏锐度，提高舆论引导及时性、能动性
由于社会的高速发展，信息传播的速度日益加快。加强舆论引导也必须适应这种高速率。尤其是网络高度发展的今天，网络一端发布的消息，在零点几秒内就可以传播到世界的各个角落，这给舆论引导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如2008年6月28日下午发生在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瓮安县的群体性事件。这起事件首先在网络上传播，并未引起当地有关部门的注意，也未采取相关的舆论引导措施。更因为瓮安事件实际掺杂着城镇改造拆迁、煤炭矿权纠纷等多种久拖未决的利益问题，导致该事件在长时间的发酵后发生了突然的集体爆发，酿成严重的群体性事件。
现实舆论管理工作中，面对应予警惕的舆论苗头，政法机关要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控制。要及时建立快速反应的体制机制，必要时由相关领导亲自指挥，随时监控舆情发展。同时，要积极的、主动的发布权威消息，尤其是公正廉洁执法过程中应予披露的信息，使广大人民群众对政法机关的工作加强了解，树立信心，从源头上消灭不良舆论滋生的土壤。
（三）多管齐下，全方位参与舆论引导
舆论引导是一个系统性的工作，必须要调动与此有关的多个部门，及时跟进舆论引导的各个方面，多头参与，相互互补协作。政法机关加强公正廉洁执法的过程中，需要着力做到多管齐下，全方位参与。
1、加强信息公开
根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法律，各个政法机关对外公布信息的范围已相对固定。政法机关进行公正廉洁执法建设的过程中，对于应予公开的事项，要及时、保质进行公开。防止舆论出现与实际情况不符的情况。及时的公开相关信息，也是防止出现民众主观猜测，防止谣言传播的有效方法。
2、强化舆情收集
舆论并不是一个无形的、不可控的事务，在形成大规模舆论浪潮的初期，一定会有零散的信息信号或信息碎片。强化舆论引导，要从初期的零散信息开始着力收集、科学分析，对信息进行评估。对于足以影响民众对公正廉洁执法的信心的舆情信息，要及早进行引导，用真实信息进行辟谣和干预，以正视听。
3、第一时间进行言论引导
舆论表现有极高的参与性，尤其是网络舆情，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可以是信息的提供者。鉴于舆论的这种特性，政法机关可以积极以舆论参与者的身份进行言论引导。如最近一段时间以来，一些地方实施的“网络评论员制度”，就很好的利用了网络舆情的高度参与性。在经常出现争议舆情的区域，如热门的论坛、虚拟社区等，可以指定专人搜集舆论热点，并根据事实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并通过联合网络平台提供商对这些权威信息进行强调，强化主流言论，驳斥非主流的或者虚假的言论等。
4、及时总结，提高舆论引导预见性
舆论与其他任何事务一样，都有其发生、发展的自身规律。在日常处理舆情的过程中，政法机关要结合公正廉洁执法的工作实际，及时归纳舆情发展特点和发生规律，进行分类比较，借以提高对相关舆情的预见性。今后遇到相类似情况时，可以提早判断舆情的特点，及时采取措施，发布舆情引导，在没有形成广泛舆论势头的时候就将不良舆情清除出大众视野。

论内幕交易罪的行为样态及立法完善

曾琳


内容摘要：完善和发展我国证券市场，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控制和防范。本文通过比较各国关于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规定，从内幕交易的概念入手，研究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范围，分析利用、泄露、建议、短线交易四种内幕交易行为类型的特点，并针对我国内幕交易立法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提出完善我国内幕交易罪的立法建议。
关键词：内幕交易 利用 泄露 建议 短线交易

近年来，随着我国证券业的逐步发展，内幕交易犯罪也呈上升趋势，如果不加防范，将严重破坏 “公开、公平、公正”为原则的信息保密制度，扰乱证券市场的正常秩序，在少数内幕信息的知情人获取暴利的同时，让更多不知情的投资者遭受重大损失，最终的结果是投资者对证券市场失去了信心，导致了证券市场的一泻千里。刑法中的行为是犯罪的核心，因此，加强对内幕交易罪控制的关键在于对内幕交易行为的制约。然而，对于什么是内幕交易行为，理论和实践中仍有争议，我国《刑法》对内幕交易罪的规定也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对其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
一、内幕交易罪行为样态的范围
（一） 内幕交易的含义
内幕交易作为证券市场的一种伴生现象，是证券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的必然结果。那么，什么是内幕交易呢？这个问题是一切有关内幕交易理论的逻辑起点，也是研究本罪行为样态所要解决的前提条件。美国是最早制定反内幕交易法的国家，但是其并没有对内幕交易作出定义，根据布莱克词典解释，内幕交易（insider trading）是指公司的职员、董事和持有公司10％以上股份的登记在册的股东买入或卖出该公司证券的行为，而这些交易行为必须每月向证监会报告。（1）欧盟1989年4月20日签订的“反内幕交易公约”（the Convention on Insider Trading）的第一章第一条对内幕交易作了如下定义：“证券发行公司的董事会主席或成员、管理和监督机构、有授权的代理人及公司雇员，故意利用尚未公开、可能对证券市场有重要影响、认为可以保障其本人或第三人特权的信息，在有组织的证券市场进行的‘非常操作’”。（2）我国法律并未对内幕交易作定义，学者对内幕交易的定义也不尽统一，如有的学者从行为的不当性角度指出，“内幕交易又称内部交易、内线交易，是指掌握内幕信息的人滥用信息优势实施的证券欺诈行为，即在证券发行、交易过程中，内幕人员或者非内幕人员围绕有关的内幕信息所实施的欺诈行为”。（3）有的学者强调行为的违法性，认为“内幕交易是指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知情人员或者非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公开前，买入或卖出该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的行为。”（4）由于人们对构成内幕交易诸要素的内容和范围还存在分歧，因此内幕交易的概念并没有权威和统一的定义，但我们仍可以从中总结出一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结论：其一，内幕交易首先必须是一种与证券交易相关的行为，行为人或是自己对证券进行买卖，或是参与他人对证券的买卖；其二，内幕交易涉及的交易者的身份特殊，行为人必须是与内幕信息有关联的人士，或是直接掌握，或是间接得知；其三，交易双方缺乏信息的对等性（接触的平等和占有的平等），交易者所凭借的条件是未公开的能够影响证券价格的内部信息；其四，内幕交易发生的场所不限于上市公司股票的证券交易市场，还包括场外交易。综上，我们可以把内幕交易界定为：掌握未公开而对证券价格有重大影响的内幕信息的人，利用该信息从事证券交易或使他人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其既包括内幕人员自己实施证券交易行为，也包括将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或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
（二） 广义的内幕交易行为与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
由于人们对内幕交易要素的认识难以达到统一，反映在证券交易立法上则主要有两种对内幕交易行为的控制模式。第一种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对广义内幕交易行为控制模式，包括行为人知悉公司内幕信息且从事证券交易或其他有偿转让行为，泄露内幕信息或建议他人买卖证券的行为，以及短线交易行为，即证券交易法第16条b款规定的公司的主要受益股东、董事或者官员在6个月的任何时间内购买和出售该发行人股票的行为。受美国这种立法影响的国家还有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如日本现行的证券交易法规定的内幕交易包括三种：一是公司内幕人利用未公开的内幕信息进行有关证券的买卖；二是收购要约人内幕人利用未公开的有关收购要约信息买卖证券，三是短线交易行为，即公司的高级职员和主要股东不得就其在该公司之股份，于买进股份后六个月内即行卖出，或卖出股份后六个月内即行买进。又如我国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条内幕交易行为规定了禁止董事、监事、经理人员及持有股份占该公司发行股份5％以上的股东在6个月内的短线交易行为以及获悉内幕信息之人在该信息未公布前买入或卖出该公司之股票的行为。以英国、德国为代表的欧盟国家则采取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概念进行立法。如英国禁止内幕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买卖，禁止在内幕信息的基础上为第三人提供咨询或推荐，禁止传播内幕信息。又如德国现行的证券交易法第14条规定内幕人禁止如下行为：1、利用其所得内幕事实以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2、未经授权将内幕人事实告知他人或使他人购买得知；3、基于其所得知的内幕人事实建议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禁止知悉内幕事实的第三人利用此种信息自营或受他人委托方式或者为他人购买或转让内幕人证券。
从上述罗列的种种规定，我们可以得出两个结论：首先，无论是广义的内幕交易行为控制模式还是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控制模式，凡是对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进行控制的国家和地区，均把泄露内幕信息行为视为内幕交易罪范围内的行为方式之一，而未设置泄露内幕信息之罪名；其次，采取广义的限制内幕交易行为和采取狭义的限制内幕交易行为的主要区别在于是否把短线交易行为纳入内幕交易的范畴，即要么直接把短线交易视为内幕交易行为，要么对短线交易作另行的规定。对于第一个结论，我们认为，我国刑法与他国规定不同，将泄露内幕信息罪设置为与内幕交易罪并列的选择性罪名的原因主要根源于中西方思维习惯的差异。按照汉语传统的思维模式，既然称之为内幕交易，行为人一定要有交易行为，如果行为人只实施了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而没有进行证券交易，则只能对其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负责；西方国家习惯用发散性思维联想问题，认为正是因为行为人泄露了内幕信息，才引起信息接受人利用该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假定人都具有趋利性），泄密与交易之间具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因此这种泄密行为就是一种内幕交易行为。虽然罪名的内容实质上并无太大差异，但是从精练罪名的角度出发，我们完全可以就将泄密行为规定为内幕交易。对于第二个结论，我们认为，在判断短线交易是否构成内幕交易行为之前，有必要先对内幕交易行为的特点作分析。首先，内幕交易是一种证券投机行为，行为人利用了证券信息公开前与证券价格反映之间的时间差，是一种谋取私利的行为；其次，内幕交易是一种交易欺诈行为，内幕人员在不告知其交易相对人真相的情况下，用并不代表证券实际价格的证券与之进行交易；再次，内幕交易是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内幕人员利用了本不属于自己所有的内幕信息，以不当利用公司职务或工作便利为条件，实质上剥夺了普通投资者平等获得信息的机会；最后，内幕交易是一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其损害了证券市场的运行效率，造成市场运行成本的增加，打击了投资者的信心，危害了证券市场的安全。（5）所谓短线交易（short-swing trading），是指公司特定的内部人员在买入证券后，在短期内（通常限定为6个月）再行卖出；或在卖出证券后，再行买入的行为。短线交易完全符合上述内幕交易行为的特点，它是董事、监事、大股东等凭借其对公司的控制权投机取巧，不当利用内幕信息的欺诈性证券交易行为，最初对短线交易立法的目的也正是为了防止这种行为的发生，以维护投资大众对市场的信心和市场交易的公平。与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相比，控制短线交易是一种事前防范机制，它假定公司内幕人都会利用内幕信息进行投机性交易以牟利，采取无过错归责原则，避开了在指控中难以取证的问题。狭义的内幕交易行为，则要求证明行为人主观上明知其利用的信息是内幕信息，采取过错归责原则。由此可见，两者的主要差别只是对行为人主观过错的刑事证明要求上的不同，本质上并无区别，都是一种滥用内幕信息的交易行为，为各国证券立法所规范。因此，为了全面分析内幕交易行为样态，揭示其行为特点，本文采取广义的内幕交易行为说，将短线交易行为作为内幕交易的一种表现方式进行研究和探讨。
二、内幕交易罪行为样态的具体表现
（一）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
获取证券交易的内幕信息是内幕交易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行为人的交易就是一种合法的交易。因此，在探讨内幕交易的行为样态之前，我们有必要对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作分析。尽管采取不同的划分标准，内幕人员就会有不同的分类，但从内幕人员与内幕信息的接触或获取方式来看，可以将内幕人员划分为以下两类。
1、第一类内幕人员的合法获知
第一类内幕人员，虽然各国称谓不同，但所指大体相同。如我国法律将第一类内幕人员规定为证券内幕交易知情人员（6），美国则包括传统内幕人（Traditional Insider）和临时内幕人（Temporary Insider）两类，即公司董事、监察人以及公司内具有控制权之股东和来自公司外部但与公司有一定业务关系（含服务关系）的人员。欧共体则称之为第一内幕人（primary insiders），包括任何因为其作为发行人的行政管理机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的成员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员；因为持有发行人股份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任何人以及因雇佣关系、职业或履行其职责而获得内幕信息的人。可见，无论是我国规定的证券交易的知情人员还是美国的传统交易人、临时交易人或是欧共体所称的第一内幕人，其获知内幕信息的手段均是通过法律许可的合法途径：其一，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和持股超过5％以上的股东凭借其作为公司决策层的特殊地位，通过董事会或股东大会直接接触到内幕信息，甚至参与制定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其二，担任公司某些职务的人员，如会计、投资顾问等，由于职务或业务的需要，需要执行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由此获知内幕信息；其三，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登记结算机构、交易服务机构的有关工作人员虽然不是公司的内部人员，但是可以通过对该公司的监管、登记结算、提供会计或法律服务了解到该公司尚未公开的内幕信息。由此可见，以上人员都是在职责范围之内为正常开展工作而必须接触内幕信息的情况下获取的，如果行为人不是通过合法的职务或业务关系，而是非法地利用职务之便，或者超越职务权限获取内幕信息的，就并非本处探讨的第一类内幕人员的合法获知。
2、 第二类内幕人员的非法获取
第二类内幕人员，是指我国法律规定的非证券内幕信息知情人员，即内幕信息知情人员之外的，不是基于职务或者业务关系，而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证券内幕信息的人员。美国把该类人员称之为消息受领人（Tippee），即从内幕人泄露内幕信息行为中获取内幕信息的人。欧共体国家则定义为第二内幕人（secondary insiders），即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渠道占有内幕信息的除第一内幕人以外的其他人。第二类内幕人员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通常包括秘密窃取、骗取、偷听、监听、行贿、胁迫、私下交易等等方式从知情人员处套取、索取，从手段本身来看，是积极的且具有非法性。那么，如果手段本身是消极的且并无非法性可言呢？如第一类内幕人的主动告知，或者无意中听见他人讨论内幕信息，或者拾得他人遗失的内幕信息资料等方式获得内幕信息的情况是否属于“非法获取”呢？ 我们认为，对“非法获取”的界定应该趋于宽泛，而不宜过窄。首先，“非法获得”的内涵应指“不该知道而知道”，“不该知道”指行为人与内幕信息之间并无的职务或业务上的信赖关系，其属于被法律法规禁止接触或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人员；“不该知道而知道”本身就是对特定范围内幕信息知情权的违背。其次，行为人采取非法手段获得内幕信息并不构成本罪，这只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还需要行为人进一步非法利用该信息。如果无意获取内幕信息是合法手段，那么其后故意利用该信息交易或再泄露信息，就缺少本罪规定的非法获取内幕信息的要件。因此，不管非内幕信息知情人员是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只要最终的结果是获得了其不该知悉的内幕信息，就属于第二类内幕人员的“非法获取”。
（二）内幕交易的具体行为样态分析
1、 我国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现状分析
我国证监会公布处罚的内幕交易行为要素特征1993.10－2001.4（7）

案 例 简 称 行 为 主 体 行为类型 内 幕 信 息
1、华阳公司、龙岗公司案 大股东 短线交易 公司收购
2、农行襄樊上证案 证券公司 利 用 公司收购
3、张家界旅游公司案 上市公司 利 用 送股协议
4、王川案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公司收购
5、戴礼辉案 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公司重组
6、俞梦文案 上市公司中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公司重组
7、轻骑集团案 上市公司 利 用 年度报告协议收购
8、南方证券、北大车行案 证券公司、上市公司 泄露利用 增资配股重大投资
9、高法山案 大股东高级管理人员 利 用 协议收购

从上述反映近年来我国证监会公布处罚的内幕交易行为的图表来看，我们可以得出我国内幕交易行为样态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其一，行为主体的绝大部分集中在第一类内幕人员，即大股东和高级管理人员（董事、监事、经理等），法人作为行为主体所占比重较大（40％），可见第一类内幕人员较第二类内幕人员更易滥用内幕信息；其二，内幕交易的主要行为类型是行为人直接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占行为方式的83％，主要是因为该类行为方式更能直接获益或避免可能遭受的损失，与内幕交易的牟利性密切相连；其三，行为发生的时间多集中在公司收购、兼并过程中，这与我国频繁的上市公司与其集团公司或者子公司之间的资产重组有关。据此，我们认为，控制内幕交易行为的重心应放在监控公司资产重组过程中的第一类内幕人员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
2、内幕交易行为样态的类型
（1）利用行为
如上所述，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买卖的行为是内幕交易行为中最常见的类型。其行为主体包括第一类内幕人员和第二类内幕人员。“利用”是指行为人在涉及证券的发行、交易或者其他对证券交易价格有重大影响的信息尚未正式公开前，利用自己所知道的内幕信息，掌握有利的条件和时机，进行证券的买入或者卖出。这里的买入或者卖出证券的行为有以下两个特点：其一，买卖包括以自己的名义买卖，与他人合伙买卖，借他人名义或他人证券户头买卖，或者受他人之托为他人买卖。其二，买卖应作广义理解，包括直接的买卖和间接的买卖，前者是指转移证券所有权的买卖行为，包括现金交易和非现金交易，如互换证券；后者是指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交易，如通过证券的出借赚取利润。可以预计，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和加入WTO后证券行业的多元化业务的要求，间接买卖行为将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更应加强对间接买卖行为的防范和控制。
这里需要探讨的是，如果行为人在获知内幕信息后，本欲购买该公司证券却不再买入或者本打算抛出该证券却不再抛出，因此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对这种不作为的行为应如何认定呢？我们认为，该行为不构成内幕交易的买卖行为。首先，内幕交易的买入或卖出是一种积极的行为方式，采取的是一种主动出击的姿态，而不买或不卖是一种消极的行为方式，其并未进入到交易领域；其次，行为人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危害性不仅仅在于行为人违反了公平竞争的原则，获得不正当利益或使自己避免了损失，更重要的是破坏了证券交易的正常运行秩序，甚至引起价格和交易量的异常波动。而不买或不卖的行为只是行为人自己避免了可能遭受的损失，只存在受益人即行为人本身，证券市场并未受到不良影响。最后，从司法实践的角度来看，对不作为方式定罪的可行度较低，因为行为人没有买入或卖出证券的积极作为，很难判断其是否利用获知的内幕信息改变了投资的主观决定，证明难度较大。因此，内幕交易罪中的“利用”仅限于积极的证券交易行为。
（2）泄露内幕信息
行为人泄露内幕信息，是指行为人将处于保密状态的内幕信息公开化，通过明示、暗示、书面或口头等方式，透露、提供给不应知悉该信息的人员，使信息受领人利用内幕信息买卖证券。该行为既包括公开范围上的泄露，即将内幕信息告知不应或无权知道该信息的人员；也包括时间范围上的泄露，即在保密期届满前解密，让可以知悉或有权知悉的人员提前知悉。泄露的内容是使受领人得知可以作为证券交易依据的内幕信息的全部或主要事实，如果只是透露一点风声，不能作为受领人进行证券投资依据的，就不构成泄露行为。泄露内幕信息包括“泄密”和“再泄密”两种行为方式。其中，“泄密”是指第一类内幕人员直接将其掌握的内幕信息泄露给第二类内幕人员；“再泄密”，是指第二类内幕人员在获取内幕信息后，又将该内幕信息泄露给他人。“再泄密”行为往往在传播面广泛的内幕交易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如美国自1934年证监会成立以来最大的“IBM收购莲花公司内幕交易案”中，涉及的24名被告中只有一名直接来源于泄密者劳伦•卡双乐，最远的被告离劳伦相隔6层之远。之所以将泄露内幕信息作为犯罪处理，原因在于与直接买卖证券相比，虽然泄露者本人不一定有直接的证券买卖行为，但通过为他人提供内幕信息，间接地参与了证券交易，而且泄露内幕信息的行为对证券市场、投资者及发行人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更为严重。因为，内幕信息的知悉人员一般人数较少，财力有限，买卖证券数量不会太大；而泄露内幕信息则可能在受领人之间辗转告知，使得参与证券买卖的人数和交易量剧增，从而引起严重后果。
如前面所谈到的，非内幕人员获取内幕信息的手段包括积极地主动获知和消极地被动接受，因此，有的学者提出，对于主动积极获取内幕信息的非内幕人员，负有不得利用该信息并保密的义务，泄露内幕信息按本罪处理；对于消极的内幕信息获取者，不存在着承担保密义务的问题，因而不应当认定为本罪。（8）笔者认为，不管非内幕人员是积极还是消极地获取内幕信息，其泄密行为均构成本罪。首先，从承担保密义务的责任来看，并不以行为人获取内幕信息的方式是积极的或消极的为划分手段。不应知悉内幕信息的人员从获取内幕信息的那一刻起就应承担保密的义务，因为不管其获取内幕信息的途径怎样，最终的结果是得知了内幕信息的内容。其次，从泄露内幕信息引起严重后果的因果关系来看，直接原因在于行为人的泄密，如果没有行为人的泄密行为，就没有其后一系列的严重后果。最后，从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来看，虽然行为人并非积极、主动地获取内幕信息，但是其在明知是内幕信息之后，而故意泄露给他人，主观恶意程度与其他泄露者并无不同。因此，行为人得知内幕信息的方式是积极或是消极与否，并影响行为人构成泄露内幕信息罪。
（3）建议他人
“建议”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其获知的内幕信息的基础上建议他人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如提出交易时机、交易证券种类、交易证券的价位、交易量的大小等，他人根据其建议进行了相关证券的买入或卖出。从建议行为的行为特征来看，首先，区别于正当的证券交易咨询或推荐意见，虽然两者的行为要素都包括对证券市场的发展、变化的态势尤其是证券市场价格的走势进行判断、评论、对比、分析以及做出预言性的估价，但建议行为利用的是其掌握的未公开的内幕信息，而后者运用的是公开的信息和资料；其次，建议行为是一种纵使或促使他人进行相关证券交易的行为，被建议者或者根本没有交易证券的意图，或者没有交易该种证券的意图，或者在交易量和交易价格上不确定，行为人的建议起到鼓励、推动和指导的作用；最后，从建议行为导致的结果来看，是借他人之手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当然，不排除建议者自己也交易行为），扩大了利用内幕信息进行证券交易的范围，对证券市场造成更加严重的破坏。
虽然学者们在建议的行为特征上达到了共识，但对于建议的内容是否要求将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告知被建议者，却有不同的主张。如有的学者认为，建议的内容应包括内幕信息的内容。（9）有的学者则持否定意见，认为相当一部分内幕人员为规避法律，不是将内幕信息直接告诉其亲友，而是仅仅对其亲友所进行的证券交易行为提出倾向性意见，由于行为人职务或地位的特殊性，使得行为人根本无须说明其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其亲友也是心领神会。（10）笔者赞成后一种观点。首先，知情人员利用已知的内幕信息，建议他人交易证券的行为落脚点不在于是否告诉被建议人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而在于行为人确实利用了内幕信息，而被建议人也确实按照其建议进入了证券交易领域，买入或卖出该证券，这样就构成了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内幕交易行为。其次，从司法实践方面看，有些专业性较强的内幕信息对证券市场的影响往往需要一个认知的过程，被建议人即使得知内幕信息的具体内容，一时也很难做出判断。行为人常常是直接做出如何买入或卖出的明示或暗示的建议。因此，对于此类虽然没有明确告知内幕信息具体内容，但实质却与告知信息具体内容产生的结果无异的行为也应认定为内幕交易。
（4）短线交易
短线交易是一种推定的利用内幕信息在特定时期内进行证券交易的行为。其时间限制通常规定为6个月，这是由证券市场的信息消化能力和交易规律决定的，也与短线交易追求短期投机利益的性质有关。从各国对短线交易的规定来看，其行为特征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其一，构成短线交易的行为必须包括一组买进和卖出行为，即在6个月内，在两个时点上进行了两次方向相反的交易。买入和卖出两个行为缺一不可，必须同时具备。如果在法定时期内连续进行的交易方向相同，或者只有卖出或买入一个行为，均不可能构成短线交易。因此，有的学者认为，“我国的《证券法》第39条、第42条、第79条对短线交易主体范围和禁止期限等作了进一步规定。”是一种错误的理解。（13）我国《证券法》只有第42条才是对短线交易的规定，第39条和第79条规定的“不得买卖该种股票”是指行为人在法定期限内不得实施卖出或买入该种股票的任一行为，即包括对单向行为在内的交易行为的限制，并非我们这里所谈的对双向行为进行限制的短线交易。其二，短线交易的对象包括常规交易和非常规交易，前者是指以现金买卖股票的交易，后者是指以股票交换、债转股或公司合并等以换发新的股票。随着我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非常规交易方式将大量出现，因此需要突破将交易限于常规交易的传统观点，将交易面扩大到互换公司股票、可转换公司之债、公司合并并取得之股票、质押股票的出售等范围。许多国家和地区短线交易的对象不仅包括集中交易市场交易的上市公司的股票，还包括场外交易的公司股票，这也代表了对短线交易的一种立法趋势。其三，短线交易过去因行为人的主体不同而有所区别，现在则趋向于同一。如早期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股东获取内幕信息的能力没有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强，因此要采取不同的标准，如果行为人是公司的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只要在实施证券交易卖出或买入行为的任何一端时具有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资格和身份，就构成短线交易行为；如果行为人是公司的大股东，则要求在实施证券交易卖出或买入行为两端都具有大股东主体身份。但目前美国通过联邦立法推翻了最高法院的解释，统一了股东和董事、监事、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的认定标准，认为他们在进行该股票的买进和卖出时获取内幕信息的机会和能力并无差异，只要在交易的一端具有该类资格和身份，就构成短线交易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