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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是我国现代企业的主要形式，是社会经济的基本组成单位。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相关权利与义务，以规范公司内部治理机制。现笔者以有限责任公司为研究对象，针对公司纠纷中有实体权利却无相应程序回应? 虽有司法救济但适用程序错位等问题，在坚持能动司法理念的基础上，契合社会矛盾化解的重点工作，分析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理论可行性及现实必要性，并提出具体程序之设计。
一、实践困惑：公司纠纷救济程序缺失或错位
公司内部治理机制自行救济不力
2005 年修订的公司法赋予了公司更大限度的自治权利，但由于现代公司中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公司所有权归属于股东公司的经营和管理却由公司的权力机构负责。在公司自治过程中，一旦各参与人之间以及内部各机构之间发生矛盾冲突且超出了可控制的范围，公司内部自我调节机制就可能失灵，自行救济不力，形成公司自治僵局。
诸多实体权利缺乏相应司法救济程序回应程序法与实体法在总体上应保持协调一致，赋予实体权利的同时，应保证相应的诉讼或非讼程序予以救济，否则实体法规定的权利可能落空。但公司法在赋予公司法律关系各主体实体权利的同时，民事诉讼法却没有在 2007 年修订时作出呼应。虽然最高法院出台相关司法解释对股东可要求公司出具出资证明书、履行变更登记等权利作出了规定，加大了司法介入力度，以弥补公司法及民事诉讼法规定的不足，但面对大量的公司纠纷，如对股东会召集、高管解任、异议股东回购的股价确认等问题缺乏相应的救济程序，司法救济手段力不从心。
单一诉讼程序应对复杂纠纷导致程序错位
商事交易重在简便、迅捷，对于公司而言效率是第一位的。但当前的公司纠纷诉讼中，除破产案件及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规定公司强制清算纠纷为特别程序外，其余公司诉讼都是通过普通诉讼程序审理。 而与公司有关的纠纷和传统民商事纠纷相比，由于公司的主体地位、内部关系和外部关系三者之间经常发生重叠、交叉、制约和混同，当事人制度、诉讼标的、既判力等均有特殊性，[1]在公司诉讼纠纷中其诉请的内容也相对多元，包括诉请作为的如提供会计资料供查阅，诉请不作为的如停止侵犯知情权等。 在制作这类案件的判决书主文时，判决内容无先例可循，不仅要合理确定当事人的义务，还要考虑判决的可执行性，如何作出科学、恰当且无歧义的表述非常困难。[2]
二、理论依托：域外经验与本土国情之结合
域外经验：程序二元分离适用与相互交融的趋势从世界各国现行有关程序制度的分类和设置来看，最为基本的立法规定形式标准无外乎有两个：[3]一是根据审理事件的性质，即案件是否涉及民事权益之争，是诉讼事件还是非讼事件。 二是根据审理的方式、形式，即案件的审理程序是否采用通常的全部程式、形式和方式。在这两个标准中，前者是民事诉讼程序制度构建的最为基本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民事诉讼制度分为了诉讼程序与非讼程序两大类型，即程序二元分离适用论。 非讼制度以及公司诉讼制度比较发达的国家或者地区，如日本、德国、法国及美国等国家对公司非诉纠纷的处理及程序有较为成熟的立法成果与经验。后者是为了适应解决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标准。根据这一标准，民事诉讼程序又分为普通程序、简易程序和略式程序。随着民事纠纷的形态日益多样化、复杂化以及价值追求的多元化，逐渐出现诉讼法理和非讼法理交融趋势，并形成了所谓的程序法理的交错适用论，许多国家在立法上也逐渐认可了诉讼程序与非诉程序的交错适用。
本土国情：能动司法与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
笔者认为，在借鉴域外的先进经验基础上，必须以我国国情为依据。 针对大量的公司纠纷，能动司法和社会矛盾化解之契合正是构建公司略式程序的现实动因。
1.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之边界
在我国，坚持能动司法具有丰富的内涵，是新形势下人民法院积极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的必然选择，是司法工作应遵循的运行规律。在公司纠纷中，虽然尊重公司自治是基本价值取向，但公司毕竟没有解决问题的最终权威，所以必须设置有效的外部调节机制，以弥补公司内部运作系统的缺陷。当公司僵局出现时，国家用外部力量介入的主要路径之一是赋予当事人充分的诉讼权利，使其在权益受到侵害时，能够发动司法救济，从而通过司法介入破解公司治理的僵局。 因此，司法能动介入是必然选择，有利于减少摩擦、促成合作、解决纷争以及约束主体行为。 问题是如何把握司法能动介入与公司自治的边界。 笔者认为，公司法属于私法，首先应遵循私法自治原则，司法不能任意加以干预。 惟有公司内部救济用尽时，司法介入才是必要。 同时，司法干预可分为程序性干预和实体性干预，一般而言，法院尽可能不启动实体性干预。如在公司股东会未对股利分配作出决议的情况下，股东的诉求应当是请求公司召开股东会决定利润分配事宜，而不能是请求法院判决利润分配，替代公司股东会作出利润分配方案。法院的司法活动应当是一种程序性监督，即法院的任务是告知或者帮助当事人启动该项内部救济程序，而非直接帮助当事人安排权利义务。 法院只在例外情形下才直接参与公司内部权利义务的具体安排——进行实体性干预。 这种例外情形通常是公司内部自治失效，公司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平。[4]
2.能动司法在公司纠纷中的具体体现
公司诉讼是在公司运行过程中，因公司相关利益主体违反公司法律关系中特定的权利义务而引发的适用特殊程序的民事诉讼。[5]当前的公司诉讼是通过裁决纠纷、平息矛盾为公司运行扫除障碍的事后型、间接型作用机制。 对于许多公司纠纷是否属于司法管辖的范围存在很大争议。以股东请求分配利润为例，有的法院不支持原告的诉讼请求，有的法院则判令公司于一定时间内召开股东会对利润分配进行表决，还有的法院根据公司可分配利润与原告股东的持股比例直接判令公司履行有关支付义务。[6]由于司法介入过于被动，导致大量的公司矛盾无法得到及时有效地化解。因此，在公司纠纷中强调能动司法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通过略式程序，扩大当事人权利的可诉性范围，统一公司纠纷的裁判程序及裁判尺度，凸显司法机制对公司自治的干预。 如果一般诉讼程序保障公司运作不过是出于法院裁判民商事纠纷的天然职责，那么，以特别程序提前介入则更充分体现了法院对公司运作的积极司法支持。[7]因此，构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由司法直接采取相应的措施提前介入公司纠纷，能够迅速将矛盾解决在萌芽状态，使公司能够迅速恢复正常运行，是能动司法理念在化解公司矛盾中的具体体现。 但该略式程序并不以公司利益主体间权利义务争执的裁判为目标，主要体现为程序性干预，即帮助当事人或强制公司启动内部救济程序。
3.社会矛盾化解之现实需求
当前对于公司矛盾的化解主要依靠公司内部机制的治理和自我调节，但一旦公司内部运转出现问题，内部机制往往救济不力，公司陷入僵局，需要司法能动介入。通过设计简便的程序规则，使权利人之间的关系因确定而简化，也使法院既能充分尊重当事人意愿，体现民事诉讼当事人的处分原则，又能保证司法公正。 因此，可在选择性借鉴和吸收国外非讼程序处理公司纠纷的经验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特殊性，结合我国的国情及特别程序的规定，构筑本土化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 笔者认为，非讼程序与诉讼程序一样，虽然都是需要通过法院的裁判来达到定纷止争的效果，都是司法救济手段，但“非讼”从一般字义理解为“不是诉讼”或“没有诉讼”，且我国目前并没有按程序二元法理将民事诉讼程序分为诉讼程序和非讼程序，但对于特别程序已有规定。 而略式程序是为了适应纠纷需要而特别设定的程序，在当前普通诉讼程序、简易诉讼程序的基础上，根据公司纠纷的需要而特别设立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更符合我国的诉讼程序划分标准。
三、制度建构：中国语境下的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之设计
民事诉讼作为纠纷的一种解决机制，实现公平与正义是其永恒的追求与最高价值目标，但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同时也要考虑时间、费用等成本因素。 当今世界各国的司法改革都试图在司法的正确处理与诉讼成本之间寻找妥当的平衡点，努力为各类纠纷设置与之相适应的诉讼程序，以节约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
1.模式 。 虽然理论界对我国公司纠纷建构非讼程序或特别程序提出采用职权（探知）主义，即当事人申请启动非诉程序或略式程序后，由法院依据职权控制程序的推进、证据的调查收集及实体处理。 但笔者认为应采当事人主义与职权主义相结合之模式，其中当事人主义主要体现在：由当事人申请来启动程序，当事人可以申请撤回，也可以自认或和解、终结诉讼等等。 因为略式程序主要是解决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所拥有的合法的、 没有争议的权利是否符合行使条件，因此，对于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的权利，如股东知情权，在股东提出申请后，当然也可以与公司自行和解，也可以放弃；至于确认公司的某种状态，如公司是否应予解散，如果公司股东通过股东大会决议延长经营期限而使公司继续存续而避免解散，申请解散的股东当然可以撤回申请；对于是否应予清算，如股东已自行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申请人当然也可以撤回清算申请，不申请撤回的，法院可裁定终结强制清算。 职权主义主要体现在：程序的运行采职权运行主义，即为防止诉讼迟延，提高诉讼效率，一旦受理后法院对诉讼程序的推进?程序事项的处理及证据的采信和事实的认定等，应当持积极的干预态度，法院可以依职权加以收集和调查，充分地发挥职权裁量的作用。[8]
2.适用范围。 第一，适用前提。 笔者认为，公司纠纷略式程序所适用的案件有二个前提条件：一是对申请人所享有的实体权利无争议，仅是请求行使权利，或是要求确认公司某种状态如公司解散?清算的出现；如对权利有争议，则需要另行通过诉讼程序来确权。二是已经穷尽内部救济程序。目的之一是为了尊重司法自治，避免司法介入不当，二是为了避免司法资源的浪费。第二，具体范围。公司法律关系中各主体享有无争议的权利，但行使需要其他主体协助，在穷尽内部救济仍无法解决的，或者公司经营过程中出现某种状态影响公司存续而需要确认等，可申请通过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寻求司法救济。具体范围包括：股东知情权、股东表决权、股东请求召开股东会或股东大会之权利、 股东请求公司决定分配股利或公司剩余财产之权利、 股东优先认缴出资权、股东要求公司签发出资证明或股票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在股东名册中记载为公司股东之权利、股东要求公司进行工商登记变更之权利、 股东要求公司任免或解除高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决议不存在或撤销公司决议之权利、 股东股份回购请求权中股价评估申请之权利、 公司要求股东或高管履行公司法所规定的相应义务之权利? 股东请求确认公司解散之权利（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三条规定的除外）、公司清算等等。
3.管辖。 虽然公司纠纷中涉及股东之间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内部纠纷较多，但由于公司特别诉讼案件具有较强的专业性、技术性和时效性，因此笔者认为，应该将公司纠纷纳入专属管辖范畴，规定由公司住所地的基层法院对公司纠纷的第一审案件行使专属管辖权。
4.立案受理。 我国现行的受理案件审查程序实行实质审查制，不仅要审查其起诉要件，而且要部分地审查诉讼的实质要件即审判要件，包括原告的主体资格、法院的管辖权限、法院的受案范围，立案审理程序过于严格。 对于公司纠纷略式程序，应采取宽进严出的规则，属于公司法案件特别程序的可适用登记立案制，[9]即只要申请人向法院提出书面申请，经形式审查即予受理，进入审理程序。
5.审判组织。 在公司纠纷略式程序中，对于审判组织的规定，可以参照民事诉讼法中有关特别程序的审判组织的相关规定，除重大疑难案件需要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外，对于一般的纠纷，以独任审判为原则，如登记事项的确认、股东会召集权纠纷、股东知情权纠纷等等。
6.程序。 经当事人申请法院登记立案后，进入略式程序。如果当事人所请求事项清楚明确，则无须公开开庭审理，经书面审查后直接作出裁定；如需要核实权利是否无争议?某种状态出现的条件是否具备等，可以给予被申请方异议期间，并根据需要召集申请人与被申请人举证听证。 如有必要，可决定进行开庭审理。 一般情形下，由申请人就其请求权的存在?公司某种状态的出现承担举证责任，被申请人就申请人是否具有请求权或某种状态不存在承担举证责任。如有必要，法院可依职权主动调查核实相关事实。
7.裁判。 裁判方式：第一，略式程序一律适用裁定。第二，请求事项获得支持的，根据裁定发出强制令。 如股东申请召开股东会的请求经法院审查符合召集条件的，则裁定发出强制令，强制公司于规定期限内召开股东会。 第三，请求事项未获支持的，裁定驳回。[10]同时，应根据案件的不同情况，决定是否赋予上诉权。 一般情况下，基于公司纠纷案件的性质及略式程序的特征，在审级上实行一审终审制。 但如果裁定不当或后来发生情势变更，则申请人或公司均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撤销或变更原裁定。 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发出强制令时申请人具备股东资格，但嗣后股东已转让股权丧失股东资格的，则公司可以提出申请，要求撤销原裁定。 又如对要求召集股东会分配股利纠纷，如因公司提出不分配股利有正当理由而被裁定驳回，但后来当情势发生变更，分配股利的条件已成就时，申请人可重新提出申请，法院可以重新作出裁定。 但对于某些案件，如因被申请人提出请求权基础不存在或某种状态不存在而被驳回申请的，则应赋予上诉权，同时行使释明权，告知申请人可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确权。
8.救济措施。 经略式程序审理后，或裁定作出强制令；或驳回申请。 驳回申请的，申请人可通过上诉或另行提起普通诉讼程序进行救济。但实践中可以预测，法院作出强制令后公司或股东不愿执行强制令的不在少数，该如何救济？如股东知情权纠纷，公司拒绝提供账册?原始凭证的，股东请求分配利润而被拒绝的，公司拒绝办理变更登记或出具出资证明的，公司拒绝召集股东会的等，笔者认为，申请人可再次提出申请，法院可据此直接作出裁定，强制变更公司登记，撤销股东决议；对于法院无法直接裁定强制执行的，则申请人可据此要求退股或公司解散。



注释:
作者单位：浙江省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1]傅郁林：“建构公司法特别程序的初步思路”，载北大法律信息网，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2] “‘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 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 年 3 月 25 日访问。
[3]常怡主编：《民事诉讼法学》，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544—545 页。
[4]蒋大兴、金剑锋：“论公司法的私法品格——检视司法的立场”，载《南京大学学报》2005 年第 1 期。
[5]奚晓明、金剑锋：《公司诉讼的理论与实务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5 页。
[6]“‘全国法院公司法理论与实践论坛’透露公司案件审理面临九大困境”，载 http：//news.sohu.com/，2011年 3 月 25 日访问。
[7]赵蕾：“司法介入公司自治的第二条道路——公司特别诉讼的基本程序”，载 《法学论坛》2011 年第 1期。
[8]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学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727 页。
[9]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7—338 页。
[10]奚晓明总主编：《最高人民法院商事审判裁判规范与案例指导》2010 年卷，法律出版社 2010 年 8 月版，第 338 页。



出处:《人民司法》2012年第13期
商业性债权转股权登记问题简述

卫勇


　　商业性“债权转股权”能否出资、怎样登记的问题，目前仍有不同意见，现对其简约分析，仅供在工作中择其参考。

一、关于债权转转股权的法理依据

1、十五大报告系统提出了债权转股权的理论；
2、合同法中要约与承诺的理论；
3、《公司法》及其《登记条例》关于出资形式的规定；
4、《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 》有关“债权转股权”的规定；
5、《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经贸委财政部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做好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工作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03〕8号）；
6、《国务院办公厅转发财政部等部门关于推进和规范国有企业债权转股权工作意见的通知》（国 办发[2004]9**）；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企业的开办单位所划拨的债权能否作为该企业注册资金的答复》（法经[1998]505号）；
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
9、《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通知》 （法发〔2008〕38号）中有关“债权转股权”解决执行难的规定；
10、《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法发〔2008〕11号)中有关“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规定；
11、《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国家经贸委、人民银行 国经贸产业［1999］727号)；
12、国家工商总局、商务部、海关总署和国家外汇管理局联合出台《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的规定(2006年)。其第十项的规定；
13、《企业财务通则》中的规定（2006年）；
列示的上述规定可能不够全面，目的是为了方便同仁进一步学习研究、工作参考、本文分析使用。上述政策及法律、行政法规及法规性文件、司法解释及其司法文件、部门规章及部门规范性文，从各个方面对债权转为股权的有关内容进行了规定，虽然主要是政策性债转股的规定，但是有些也同时包含了商业性债转股的规定，并对商业性债转股有参照的法律效力。

二、关于债权转转股权的常见种类

1、根据是否属于国家财政资金，可分为政 府债权转股权和非政 府债权转股权；
2、根据是否属于国家商业银行的资金，可分为政策性债权转股权和商业性债权转股权；
3、根据是否属于存量资产还是增量资产（金），可分为存量资产债权转股权和增量资产转股权；
4、根据是属于可转换债权还是资本公积，可分为可转换债权转股权和资本公积转股权；
5、根据企业登记过程的不同情形，可分为设立时的债权转股权、经营中（购销往来款，仅指直接负债）的债权转股权和破产重整中债权转股权；
　　偶做上述分类，未必正确或者合理。仅是给一个多思考的角度而已。另外，还可作其它情形的分类。

三、关于债权转股股的登记观点

　　由于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有相对具体的规定，在登记中有比较相对明确的操作要求，所以对此政策性债权转股权可以依法进行登记无异。现在主要是商业性债权（包括存量资产债权、其他业务往来款债权、破产重整债权）能否转股权的问题？如果能够转怎样登记的问题？目前，公司登记机关对商业性债权转股股这一出资形式持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可以依法予以登记。债权转股权具有合同的本质特征。债权转股权是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一种自愿行为、是一种设立权利义务的行为、是当事人的合意，是合同更新而非合同变更。债权转股权是商事法律行为，是商事主体依据自己的意志，为追求营利，依法实施的市场交易行为。作为商事法律行为，债权转股权必须遵循经济规律，依照法律和根据市场要求进行，才能达到债权转股权的根本目标。债权转股权是当事人双方利益均衡的行为。根据《合同法》第80、81、82条的规定，债权具有可转让性，且一般债权是以给付财产为标的，也具有可估计性，虽然现行《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对债权这一出资形式虽没有明确规定，但也没有作出明确的禁止或限制，同时也符合公司法有关非货币财产出资的规定条件。其第二十七条规定，股东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等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但是，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得作为出资的财产除外。《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规定，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的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股东不得以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等作价出资。
　　另一种观点认为公司登记机关规定不能登记。认为现行的公司登记管理法律、法规对债权转股权这一出资形式没有作出明确规定，也没有统一规范的操作程序，公司登记管理法律、法规对股东出资形式的界定正在不断完善之中，《公司法》仅以列举加概括的方式进行了说明。根据对公权力“非法定则禁止” 的原则，不能进行登记。另外，债权具有极大的不稳定性或者说不可预测性，我国现阶段商业信用低下，潜在的会造成公司资产的不稳定，从而有悖公司资本安全的宗旨和公司资本安全监管的两个基本要求。
　　当前，在司法实践中，转让不受限制或者用以出资的债权，以及登记机关必须协助执行的强制执行的债权，司法机关都是认定为合法有效的出资形式。最高人民法院有关企业改制的司法解释其第十四条规定，债权人与债务人自愿达成债权转股权协议，且不违反法律和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中，应当确认债权转股权协议有效。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按照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处理 ；在财务会计实践中，《企业财务通则》其第十四条规定，企业可以接受投资者以货币资金、实物、无形资产、股权、特定债权等形式的出资。其中，特定债权是指企业依法发行的可转换债券、符合有关规定转作股权的债权等。此说明在会计务实中，也有债权转股权的账务处理；在登记实践中，外商投资的公司外债转增为注册资本一直是被允许的，并且《外资登记规范》进一步规定，对于债权人将其对公司的债权转为股权投资的，经审批后，可以“债转股”的方式进行登记。《关于外商投资的公司审批登记管理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执行意见》明确规定，外商投资的公司的股东的出资方式应当符合《公司法》第二十七条、《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和《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的规定。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有关部门就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作出规定以前，股东以《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第二款所列财产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应当经境内依法设立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核实财产，不得高估或者低估作价。实缴出资时，还必须经境内依法设立的验资机构验资并出具验资证明。 由此可以看出，除劳务、信用、自然人姓名、商誉、特许经营权或者设定担保的财产以外，股东以其他财产出资的，只要经过法定的评估、验资程序，就可以作为股东的出资，这使得公司“债转股”的登记管理更加明确化。另外，部分规章、规范性文件明确规定债权可以转作股权。根据对私权利“非禁即准”的原则，就应当进行登记。在实行国民待遇的今天，内外投资者应该依法享有同等的投资权利。
　　目前，有些省市结合登记实践和融资实际，在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方面明确了可以进行债权转股权，并已经出台了政 府规范性文件或者地方政 府规章，如《重庆市公司债权转股权登记管理试行办法》，但是工商总局还没有作出统一规定。国家工商总局颁布了《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明确了股权出资登记的具体规定。 由此可见，作为公司登记管理基本依据的《公司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对“债转股、股出资”这种投资形式没有作出限制。但是，债权毕竟有其一定的特殊性，不同类型的债权又有不同的特点。侵权之债、无因管理之债、不当得利之债由于非法取得或者仅合法占有，依法不享有，不能出资；合同之债属于财产性权利，可以出资成为债务人所在公司的股东，实现债权。
　　目前，世界各国或者地区一般都准许证 券化的债权出资，在公司重整时也准许债权人的债权出资，而一般债权是否可以出资，各有不同。一般情形下，大陆法系的国家明确禁止，英美法系国家一般明确准许。就我国而言，早在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就仙桃市财政局不服武汉中院不予认定债权出资案，商原国家工商局后答复，债权成为注册资本金，可予认定。 此说明工商总局也认可债权转股权出资。
　　偶认为，不能因为债权转股权这一股权形成的特殊性，就否认其作为出资方式。债权转股权是意定行为，股权出资登记是申请行为。《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十四条并没有把这个权利仅授权工商一家，而是“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且工商部门和有关部门已经就外商的有关情形以规范性文件的形式进行了规定，且债权转股权体系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操作已经成熟，上述所列示的法理依据，均有较为具体的规定。 总上，股权虽然不同于债权，但二者同属财产权，属非货币财产的一种，是可以评估作价，同时也是可以转让的，债权转股权的行为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被明确为司法强制执行的一种方式。因此，债权完全可以经过评估后作价投资于公司，成为公司股权。
　　商业性债转股，一般仅指存量资产的债转股，并且双方合意一般都存在折股比例，最大比例为1：1，而债多股多是相对的。在现实生活中，债转股的方式已经被司法普遍认可，且债转股不是采取登记生效主义，而是登记对抗主义！债权人以其对债务人享有的某项债权转为对债务人新的投资，即增加了股本和股东人数，从而增加债务人的股东人数，在总量上的确是增加了债务人的注册资本，但是在会计的损益处理上，可以根据约定折股比例，以便减缓企业注册资本的增幅。
　　上述明示的系列法理依据，对债权转股权这种出资形式作出了明确规定。因此，在申请人提交的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的情况下，公司登记机关就应该进行登记。

四、关于债权转股股的务实操作

　　工商机关如何对债权转股权的登记申请进行审查，即申请材料齐全、是否符合法定形式进行审查，其中的关键点无非涉及股东的变更登记及增加注册资本、实收资本的变更登记。因此，申请人应提交以下材料，并由公司登记机关在全面审查登记申请的材料是否齐全和有效的同时，应着重把握和审查以下四方面的内容：一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各自的股东会决议。重点审查决议内容是否明确公司股东同意以债权转股权作为投资；二是当事人双方签订的债权转股权的协议或者合同。重点审查协议或者合同的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合法、有效；三是存量资产或者破产重整资产的评估报告。重点审查资产评估报告是否由具有法定资质的评估机构所出具，以及评估范围和对象、评估依据、折股比例、评估结论；四是存量资产或者破产重整资产的验资报告。重点审查验资报告是否由具有法定资质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内容是否反映注册资本的实际缴纳情况、出资额和出资方式、股东办理财产权转移手续的情况、涉及评估的其它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