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的场景与法治的向度
姚建宗
摘要：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法律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和疆域的，法治的生成与运作必然依赖于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法治的精神意蕴即人们对法的真诚的信仰的培育、法治的规范与制度的良性运作，都是也只能是在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展开，其点滴的进步与积累是也只能是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之中实现的。因此，立足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乃是法治的真实路径与基本向度。
关键词：法治、信仰、日常生活世界、生活场景。
我坚信，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信仰，在于社会成员对法的宗教般虔诚的信仰。而欲求人们对法具有宗教般虔诚的信仰，法本身就必须表明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不仅没有脱节而且还息息相关。因为，作为人的客观的精神生活的信仰，它不可能完全是人的虚幻、错觉，或者冥想，它自有其根基和产床；作为人的存在的基本维度与生活方式的法，也不可能完全是人的主观设计、理性构想和人为制造，它自有其坚实的源头和丰厚肥沃的土壤。
当我们沿着思想的历史轨迹，追溯思想大师们的谆谆真言的大义时，我首先想到了英国哲学家大卫·休谟在其《人性论》一书中提到的基本见解，即，法律起源于基于人性的生活经验的社会常例；其次，我忆起了法国法学家莱昂·狄骥在其《国家、客观法和实在法》一书中阐发的核心思想，即，作为一切人类社会的基本事实的社会连带关系，是所有人类行为规则和社会规范的真正基础，在其之上，客观而必然地产生了经济规则、道德规则和法律规则，但法律规则本身只是在一定条件下从经济规则和道德规则中上升或者提升为法律规则的；与此同时，法国思想大师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的至理名言又在我的耳畔轰然鸣响："法律应该和国家的自然状态有关系；和寒、热、温的气候有关系；和土地的质量、形势与面积有关系；和农、猎、牧各种人民的生活方式有关系。法律应该和政制所能容忍的自由程度有关系；和居民的宗教、性癖、财富、人口、贸易、风俗、习惯相适应。最后，法律和法律之间也有关系，法律和它们的渊源，和立法者的目的，以及和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应该从所有这些观点去考察法律。"⑴
无数次地得到这些先贤的精神训导，不断地受惠于这些哲人的思想启迪，我更加坚定地认为，作为法治之精神意蕴的人们对法的信仰的真实根基与天然产床，这法的源头与丰厚土壤，便是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因此，立足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关注人的生活现实的具体场景，乃是法治的真实路径与基本向度。
一、历时与共时中的时间与空间维度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其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所标示的，乃是其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不同态度。
不可否认，由历时与共时形成的人类生活历程在某一确定的时空定位点上，存在着众多的理论家提出的不同的法治理论、学说或主张，也践行着许多不同的法治策略与方案，但无论是法治理论、学说或主张所预示的法治的理想境界还是法治实践所展现的法治的现实画面，它们都是彼此互异的，很难找到两种完全相同的法治理论⑵与法治实践。因此，每一种法治的理论、学说或主张，每一种法治的具体实践，都自然地形成一种法治的"模式"。显然，这些法治"模式"具有多样化的属性。然而，如果我们着眼于这些法治的理论与实践"模式"的基本立场与出发点，以及其关注之焦点与操作运行之措施等方面的区别与差异，那么，还是可以对其做出某些相对准确的区分的。在这方面，著名的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大师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的见解是最有启发意义因而也最值得重视的。
哈耶克把哲学特别是近代以来的哲学分成两大基本类型，一是以笛卡尔、霍布斯、卢梭和边沁等人为代表的建构论理性主义，二是以亚当·斯密、大卫·休谟、埃德蒙·柏克和A·D·托克维尔等人为代表的进化论理性主义。⑶建构论理性主义认为，"人生来就具有智识和道德的秉赋,这使人能够根据审慎思考而形构文明"，⑷也就是说，人类社会、语言和法律都是由人为了自己而创造的，而既然所有的制度和组织都是由人创造出来的，那么当然人也就可以按照某种人类生活的理性设计来重新建构或者彻底改变这些制度。哈耶克对这种建构论理性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而极其推崇并详细阐述了进化论理性主义的主张。进化论理性主义认为，"各种自由制度，如同自由所造就的所有其他的事物一般，并不是因为人们在先已预见到这些制度所可能产生的益处以后方进行建构的。"⑸的确，"在各种人际关系中，一系列具有明确目的的制度的生成，是极其复杂但却条理井然的，然而这既不是设计的结果，也不是发明的结果，而是产生于诸多并未明确意识到其所做所为会有如此结果的人的各自行动。"⑹进化论理性主义坚信，"制度的源起并不在于构设或设计，而在于成功且存续下来的实践（或者说'赢者生存'的实践[the
survival of the
successful]）。"⑺总之，进化论理性主义确信："文明乃是经由不断试错、日益积累而艰难获致的结果，或者说它是经验的总和，其中的一部分为代代相传下来的明确知识，但更大的一部分则是体现在那些被证明为较优越的制度和工具中的经验；关于这些制度的重要意义，我们也许可以通过分析而发现，但是即使人们没有透彻认识和把握这些制度，亦不会妨碍这些制度有助于人们的目的的实现。"⑻
这两种哲学立场和态度在人类生活的所有领域都有程度不同的体现，它们作为世界观与方法论又都或多或少地在理论与实践上影响着人们对事物的生成及其发展趋势的看法与操作。就法治而言，当然也概莫能外，即，在其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上，法治的理论和实践也有着这两种基本倾向：以建构论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以及以进化论理性主义为哲学基础的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人类社会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与组织，包括法律在内的秩序与观念，都是人在其智识参与之下理性设计并加以贯彻推行的结果；既然人类的历史与现实生活都是理性设计和人为创造的产物，那么显然，人类的未来的理想生活也可以而且应该通过人的理性设计和创造而得到；所以，由法的规范、制度、组织、设施与观念的组合及其运作而形成的秩序状态的法治，其历史、现实与未来也离不开人自己的主观构设与理性创造；因此，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崇尚并推行积极、主动、扩展性的进攻性策略。相反，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人类社会包括法律在内的制度与组织、包括法律在内的秩序与观念，都是在其真实的生活经历之中不断出错与纠错、不断碰壁与转向，在无数次的经验总结与积累之中形成的，从最终的根本意义上讲，在这一过程中，人的智识和理性主要只是用于整理人的生活经验与教训，以帮助人纠错和转向，其作用固然重要但也的确有限；人类的历史与现实生活不是或者主要不是理性设计和人为创造的产物，人类的未来的理想生活当然也不可能由人的理性设计和创造而获得，它是由人的真实的行动与实践逻辑地展现的；所以，由法的规范、制度、组织、设施与观念的组合及其运作而形成的秩序状态的法治，其历史、现实与未来也必然是由人的真实的生活经历和具体的行动与实践而形成的，在这一过程中，理性设计与人为创造构不成决定性的因素；因此，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赞赏并抱持消极、被动、守成性的防御性策略。
由此不难看出，这两种法治理论与实践对法治的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标示着其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不同态度。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站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之外或者之上，以一种居高临下的权威姿态指挥、摆弄着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以一种先知般的身份向芸芸众生发布福音，并强迫他们按其指定的路线和方向前进，以使那无数迷途的生灵走上正轨，这种法治理论与实践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抱持一种不满、不屑又无奈的悲天怜人的态度，其关注的焦点是与现实并无多大联系的未来和理想的生活境界。而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却恰好站在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之中，以一种参与者的立场观察、体味、感悟和理解着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它从历史出发，重点关注的乃是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
当然，建构论理性主义与进化论理性主义的区分只具有相对意义，越来越多的学者已经认识到，在很多情况下它们是彼此蕴含着的，它们所标明的只不过是某种理论总的倾向体现出的建构论成分多与少、进化论色彩浓与淡和强与弱而已。同样，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和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区分也不是绝对的，任何一种法治理论与实践都是既包含着建构论的成分又具有进化论的因素，建构论成分多、色彩浓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我们称其为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进化论成分多、色彩浓的法治理论与实践，我们称其为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
二、中国现时法治理论与实践的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所表明的共同缺点是，它们曲解了人的生活现实，忽视了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
新中国是经过长期的激烈的社会大革命建立的，这种革命的理论基础具有比较浓厚的建构理性主义色彩，革命方针、战略、策略、道路与措施在总体上是以人为的理性设计与构想为主的，因而新中国建立之后进行全面的社会建设始终也摆脱不掉理性建构的革命情结。尽管新中国建立之后就着手进行法律制度建设，但真正有意识地进行法治建设却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后，而在中国法治建设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中，中国的法学者和法律人基本上有意无意地普遍地是持建构主义的法治观。
这种情况的出现，的确也具有客观的必然性。因为新中国一建立便面对着极其复杂的生存环境：作为历史悠久的东方大国，其历史的沉淀与包袱的确太沉重，而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又都极其落后；与此形成对照，世界上比较先进的发达国家也为数不少，而且还是与新中国形成现实的或潜在的威胁的资本主义强国。显然，新中国根本就没有时间和条件从容地以历史的自然逻辑来解决本国的现实问题，用学者们经常说的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新中国的全面建设始终面临着历时性的问题要求共时性解决的巨大压力。而文明的进步，无论是物质与制度的进步，还是文化与精神的发展，在某些方面的确具有一定程度的普遍性，后发展国家完全可以从先进国家的发展历程中学习经验、吸取教训，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其历时性问题共时性解决的难度，缩小与先进的发达国家的差距。具体就法治问题而言，既然世界上的确存在法治比较发达的先进国家，我们吸取其成功的经验与失败的教训、通过结合本国国情的理性设计与构想来贯彻和推行中国的法治建设，也实在是顺理成章。所以，中国现时法治理论与实践在向度认识与路径选择上，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占据主导地位。
前已叙及，建构论理性主义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采取的是一种旁观的居高临下的姿态，它自上而下地要求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喜怒哀乐，而不屑于去过问现实的人自身的感受与生活计划。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基于这一认识立场，对法治采取一种理性设计、人为创造并强制加以贯彻推行的策略，它有意无意地把现实的人以及由人的历史和生活塑造的传统与习俗统统看作落后并需加以改造的东西，眼光盯着的是理性设计的人及其生活的理想和未来，对人及其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却被忽略了。显然，这种法治理论与实践具有精英主义、国家（政府）中心主义、道德理想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色彩。但由于它忽视且脱离了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历史与现实，忽视了现实的人的情感与生活要求，因而实际效果并不如意。
出于对建构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的现实运作效果的检讨与反思，也出于对其可能带来的消极后果的警醒，从20世纪90年代起，一部分中国法学者和法律人开始从社会学的视角而不是从建构主义法治观的政治学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法律与法治问题。这一部分法学者和法律人⑼以进化论的理性主义为理论基础并始终遵循进化论理性主义的认识立场，反对建构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的理性狂妄，要求尊重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历史与实现，尊重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传统与习俗等既成社会规范的作用，在此基础上渐进地推行所谓反映现代人类文明成就的法治。与建构主义法治理论与实践强调法治化过程中国家（政府）的作用不同，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特别强调现实的人及其生活世界的社会自治作用，特别依重社会历史和习俗等本土资源对法治的生成力量而不信任精英人物对法治主观的理性设计与构想，它摒弃道德理想主义而持平实的现实主义，主张温和的渐进主义而反对激进主义。
从理论本身的逻辑来看，我更倾向于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但从中国法治实践的现实境况即历时性问题需要共时性解决来看，我认为必须认真看待这两种理论与实践主张。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看到了理性以及以理性为基础的现代性努力对现实的人及其生活的巨大影响与可能的改造，但它对此作了过高估计，而对社会既成的传统与习俗的作用又过分低估甚至根本忽视了。相反，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又低估了现代性对中国社会的现实影响，并不恰当地过分夸大了传统与习俗等本土资源对中国法治建设的积极意义。持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的学者都有一个共同的典型特点，就是呼吁并身体力行地研究中国的"乡土社会"的社会规范，称其为"民间法"，称国家制定法为"国家法"（或"正式法"），也就是加强对我们一向较为忽视的中国农村社会规范（如家法族规、乡规民约等）的研究。这固然不错，也有助于克服中国法治建设中的精英主义与城市中心义的倾向，但仔细想来它本身却又带着精英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痕迹，因为从事研究的学者只是从观察者与局外人而非参与者和体验者的立场来认知和理解所谓"乡土社会"的一切，他们对"乡土社会"的规范犹如生物学家对珍稀动植物品种（如大熊猫、银杏等）的保护、考古学家对珍贵文物的保护一般；而且，他们对"乡土社会"的认识是从城市的立场（唯有如此才形成对比）、对"乡土社会"成员的言行举止的观察也是从"城里人"或"专家"的立场，并运用"正式"的话语来解释其意义的。更重要的恐怕还在于，费孝通先生把中国社会定性为"乡土社会"，本来就是针对中国社会的基层而言的，⑽现代中国社会虽然的确还存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巨大差别，但由于城市与农村各方面的交流（比如商品买卖、广播、电视、报纸、书刊在农村的广泛出现等），现时的中国农村恐怕已经无法再用"乡土社会"来概括了；而且，现时的中国学者之所以借重"乡土社会"概念无非是用来表达与国家（政府）为代表的"官方活动空间"相对的社会活动空间，但它的确又根本就没有表达与"官方活动"空间同样相对的城市的社会活动空间；同样，"民间法"既然表达的是与"国家法"（或"正式法"）相对的社会活动空间的既存社会规范，当然就不应仅包括"乡土社会"的"民间法"，而应该还包括"城市"社会活动空间的"民间法"。所以，"乡土社会"、"民间法"、"国家法"等，同样无法概括整个中国现实社会的特点及其在这样的社会之中存在的一般社会生活规范与国家制度法的实际情况。
由此看来，我们不能不承认，实际上，无论是建构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所谓政府推进型法治），还是进化主义的法治理论与实践主张（所谓本土资源演进型法治），都从各自的立场与视角方面曲解了中国法治建设得以展开的客观现实，都不同程度地误解了现实的中国人及其生活世界。一句话，它们在根本上忽视了中国法治建设得以进行而无法回避、更不能改变的客观事实，即中国现时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
三、人与社会存在的固有事实与本来逻辑显示，法律的存在是以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为前提和疆域的，法治的生成与运作必然依赖于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
恐怕没有人会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假如人仅仅是为了生存而活动于自然界并在彼此的求生活动中结成不同程度和范围互异的群体的话，它至今也无法超越一般的动物的层次而跃升为与生物界的猫、狗、羊、牛之类动物具有根本区别的人，当然也就不会有与一般的生物界或动物界根本有别的社会界的出现。因为人的"群体固然是由一个个人聚合而成，没有一个个人也就没有群体，这是简单易明的。但是形成了群体的个人，已经不仅是一个个生物体，他们已超出了自然演化中的生物界，进入了另一个层次，这个层次就是社会界。在这个层次里一个人不仅是生物界中的一个个生物体,或称生物人,而是一个有组织的群体里的社会成员，或称社会人。"⑾正是在由生物界上升到社会界，人才由动物变成了真正的人，人才开始了与动物根本不同的生活，人与社会的联系也才超越了动物与动物界的那种本能联系而成为一种有目的的经常的彼此塑造的互动关系。这就是说，"当人类跨越了某种智力界限之后，变得能够通过教育向他们的后代和邻人传递'知识、信仰、法律、道德、习俗'（引用爱德华·泰勒爵士经典文化定义中的项目），也能够通过学习从他们的祖先和邻人那里获得这些知识，这时，人变成了人。"⑿对此，费孝通先生作了详细的解释："社会是经过人加工的群体。不仅不像其他动物群体那样依从生物的繁育机制吸收新的成员，也不像其他动物一样，每个人可以依它生物遗传的本能在群体里进行生活。在人的社会里，孩子须按社会规定的手续出生入世，生下来就得按社会规定相互对待的程式过日子；在不同时间，不同场合，对待不同的对象，都得按其所处的角色，照着应有的行为模式行事。各个社会都为其成员的生活方式规定着一个谱法。为了方便作个不太完全恰当的比喻，像是一个演员在戏台上都得按指定了的角色照剧本规定的程序进行表演。每一个歌手都得按谱演唱。社会上为其成员规定的行为模式，普通称为规矩，书本上也称礼制或法度。它确是人为的，不是由本能决定的；是经世世代代不断积累和修改传递下来的成规。通过上一代对下一代的教育，每个人'学而时习之'获得了他所处社会中生活的权利和生活的方式。不仅如此，如果一个社会成员不按这些规矩行事，就会受到社会的干涉、制裁，甚至剥夺掉在这个社会里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真是生死所系。"⒀由此可见，社会的形成是在人的生活经验积累与总结之中自然发生的，而与这一过程必然相伴而生的乃是社会常规、礼俗、习惯、制度与法律等社会规矩与章程，也正是这些社会规矩与章程在维持并推动着人与社会的存在与发展。所以，对社会现象与社会问题的探讨必须从人的日常生活世界开始，此即彼得·柏格所说的："日常生活的常识、人们组织日常经验特别是社会世界的经验方式，是探究必须由之开始的背景。"⒁不仅如此，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是法律和法治存在、运行的背景，更是法律和法治存在和运行的产床与土壤、空间与环境。因此，法治的精神意蕴的养成，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的培育，必须也必然要在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展开，必须也必然要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中进行。这是因为：
第一，我们主张法治的精神意蕴在于人对法的神圣信仰，乃是基于一个基本认识，即，作为人的生活世界的社会及其历史发展，必须首先在不同范围之内的人们之间、人与其群体和组织之间、人与其生活规程的规范与制度之间，建立某种最低程度的信任关系，而社会与人的关系的发展、文明的演化进步也表现了这种信任关系的范围的扩展、以及这种信任关系的稳定与变迁。正如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所说："信任是任何规模、任何种类的社会生活──它的合作与交换──的前提。没有起码的信任就没有社会，丧失掉一切信任就是社会的瓦解。"而"社会中信任系统的规模与性质是人性及人的能力所使然的。"⒂然而，任何人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认同与信任的圈子不断扩展之时，一个源自人性的、基本社会事实没有改变。那就是，社会中一个信任系统越大，其成员间的信任感越弱、越单一；一个信任系统越小，其成员间的信任感越强烈、越全面。一个人可以凭借优异的分数进入任何一所大学，可以凭借著名大学的文凭轻而易举地择业，可以凭借黄金走遍全世界的交易所。但是当一个人进入到一场冒险中时，谁是可以依赖的伙伴？当他陷入危难时，谁是他最后的守护者？"⒃由于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熟悉和信任建立的社会信任系统主要在比较稳定的较小生活圈子中起作用，而当人的社会活动环境扩展了、社会流动和社会生活的变动节奏加快之后，这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便不足以支撑该社会的结构与关系的稳定，于是要求建立新的信任系统，这就是人对制度的信任，而当这种信任不断得到强化之后人便会产生对制度的心悦诚服的信仰。法治的精神意蕴便是人对法的神圣性的制度信仰。对此，费孝通先生分析说："现代社会是个陌生人组成的社会，各人不知道各人的底细，所以得讲个明白；还要怕口说无凭，画个押，签个字。这样才发生法律。在乡土社会中法律是无从发生的。'这不是见外了么？'乡土社会里从熟悉得到信任。这信任并非没有根据的，其实最可靠也没有了，因为这是规矩。"⒄总之，对人及其社会而言，信仰是绝对必需的，正如社会心理学家黎朋所指出的，从某种意义上讲，"决定人生和历史的真正因子，就是信仰。信仰是不可避免的。它永远构成人类精神生活的主要部分。一种信仰也许被人推翻，但继之而起的又是一种新信仰。假如一个民族的信仰发生变迁，必有整个社会生活的巨大变迁随之而起。"⒅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现代法治社会，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构成其核心标志。而这种信仰之生成、持续与发展，是且不能不是在人的活动结构与形式、人的生活体验与环境，即在人的日常生活世界之中、在人的具体的生活场景之中进行的。
第二，法治所体现和要求的人们对法的神圣信仰，这种神圣信仰是人对制度的信仰，因而与迷信不同，而是基于理性，表现为一种知识。我国著名哲学家贺麟先生给信仰下的定义就是："信仰是知识的一个形态。"构成信仰的这种知识包括四个方面，即信仰知识的基础部分"大都是无意间不自知觉地得来的。每每是无形间受熏陶感化暗示而来。"其次，"信仰的养成，主要的是基于具体的生活、行为、经验和阅历，而很少由于抽象的理智的推论。所以每见那能在生活中得教训，行为中得智识，人事方面的经验丰富、阅历多的人，常有坚定不移的信仰，以作他的事业的基础。"再次，"构成信仰的知识还有一个比较高深的来源，就是天才的直观和对于宇宙人生的识度。"最后，"信仰中必然包含有理想和想象的成分。"⒆以上四点，在我看来，无非是人基于社会之历史积累、当前的人的活动与体验和对未来生活的要求与憧憬，也就是说，它们体现了人和社会共享的有关历史、现实和理想的知识，而这些知识的产生、存在与更新和发展，毫无疑问，是立基于并且始终与现实的人的日常生活世界相依存的，也是在现实的人的具体生活场景当中展开的。
第三，从社会人的形成的角度来看，信仰构成现实的人的基本人格的一部分。正如著名思想家埃利希·弗洛姆所说的："信仰是一个人的基本态度(attitude)，是渗透在他全部体验中的性格特性，信仰能使人毫无幻想地面对现实并依靠信仰而生活。很难想象，信仰首先不是相信某些东西，但如果把信仰看作一种内心的态度，那么信仰的特定对象就是第二位重要的事了。"⒇所以，从法治的角度来看，人们对法的神圣性的、制度性信仰，实际上体现的乃是人对法的规范、制度、组织、机构及其组合方式与具体运作的比较稳定的心态，因而也就构成法治人格的一部分。我国现代哲学家张东荪先生就曾说过："任何制度不仅仅是一个物质文明，须知任何物质文明都有其在心理方面的概念型作为底本。这种概念型是一个系统，亦可说是一套，每一个人在其心中都有大致相同的一套概念。人之同化于社会就是由于把这样的一套概念深深印在其个人的心上，变成了其性格上的一部分，即中国人所谓'习与形成'是也。"他认为，"凡具有规定性的都不外乎表示'秩序'。"而"社会的存在是靠着一种混合的秩序，这个秩序是有宗教性的，因为非如此不会有神秘性令人觉着神圣不可侵犯；又是有理性的，因为必须如此使人方觉得对，觉得说得通，觉得十分妥当；……因为非如此不能在人心上产生其信仰（即对于这个秩序的信心）及由信心而生的安适之感"。(21)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
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2号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已经2009年11月23日市政府第62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市长 韩正
二○○九年十二月九日
上海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办法
（2009年12月9日上海市人民政府令第22号公布）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目的和依据）
为加强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管理，保障运营安全，维护乘客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和《上海市轨道交通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适用范围）
本办法适用于本市轨道交通的运营安全保障及其相关管理活动。
第三条（监管部门）
市安全生产监督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国家有关规定，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实施综合监督管理。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本办法负责职责范围内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监督管理，其所属的市运输管理机构负责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日常监督工作。
市发展改革、建设、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及各区（县）人民政府按照各自职责，协同实施本办法。
第四条（运营单位）
轨道交通线路运营单位（以下简称运营单位）应当做好其运营范围内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建立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控制体系，制定运营安全规章制度，落实安全责任，保证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第二章安全设施与保护区管理
第五条（建设单位的运营安全要求）
轨道交通项目建设单位（以下简称建设单位）在进行工程项目建设时，应当同步建设轨道交通安全监测和施救保障系统，并确保系统功能符合运营安全的需要。
轨道交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建设单位应当将轨道交通线路竣工总平面布置图报市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六条（安全设施）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轨道交通安全设施、设备规范标准，在车站、车厢内设置以下安全设施、设备：
（一）报警、灭火、逃生、防汛、防爆、紧急疏散照明、应急通讯、应急诱导系统等应急设施、设备；
（二）安全、消防、人员疏散导向等标志；
（三）视频安全监控系统。
紧急情况下需要乘客操作的安全设施、设备，应当醒目地标明使用条件和操作方法。
第七条（设施维护和整改）
运营单位应当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日常维护和检测，并按照国家《地铁运营安全评价标准》的要求进行安全性评价, 保证设施、设备的正常完好。
安全设施、设备规范标准发生变化的，运营单位应当及时对安全设施、设备进行调整。
安全设施、设备无法满足运营安全实际需要的，运营单位应当根据市运输管理机构的要求，及时对现有安全设施、设备进行整改。
第八条（安全保护区）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立项后，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条例》第三十条的规定，划定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的具体范围，并告知规划、房屋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
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范围内进行《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的作业内容的，规划、房屋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告知相关作业单位向市运输管理机构办理安全保护区审批手续。
第九条（安全保护区内的作业管理）
轨道交通工程建设项目取得施工许可证后，建设单位应当对该轨道交通工程划定的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实施安全管理。
作业单位应当按照经市运输管理机构审批同意的作业方案确定的时间进行施工，并采取相应的安全保护措施。作业单位未按照作业方案确定的施工期限开工的，应当重新向市运输管理机构办理作业方案的审批手续。
建设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应当对作业单位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内的施工制定安全监督方案，并对施工的安全性进行日常监督。
第十条（安全保护区外的施工管理）
在轨道交通安全保护区外进行建设工程施工，其工程施工机械可能跨越或者触及轨道交通地面车站、高架车站及其线路轨道的，施工单位应当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不得影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并在施工前书面告知运营单位。
运营单位应当派员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施工单位未采取安全防护措施或者施工过程中出现可能危及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情况的，运营单位应当要求施工单位立即停止施工并采取相应的安全措施，同时报告市运输管理机构。第三章安全运营管理
第十一条（基本运营条件认定）
轨道交通工程竣工后需要投入试运营的，运营单位应当向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申请基本运营条件认定，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运营单位提出申请后的30个工作日内，组织基本运营条件认定。
轨道交通工程符合基本运营条件的，经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报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可以投入试运营；不符合基本运营条件的，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将相关问题告知建设单位或者运营单位，并要求其在规定的期限内整改。
本市轨道交通基本运营条件的具体规范，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会同市发展改革、建设行政管理部门制定。
第十二条（从业要求）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和本市有关规定对从业人员进行安全培训和考核，确保从业人员具备相应的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知识和管理能力。
运营单位列车驾驶员应当进行不少于5000公里驾驶里程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调度员、行车值班员应当进行不少于300小时操作的培训，经考核合格后持证上岗。
第十三条（工作人员安全职责）
运营单位车站工作人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维护车站内秩序，引导乘客有序乘车；
（二）发生险情时，及时引导乘客疏散；
（三）劝阻、制止可能导致危险发生的行为，对劝阻、制止无效的，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四）发现事故隐患，及时报告。
运营单位列车驾驶员应当履行下列职责：
（一）遵守列车驾驶安全操作规程；
（二）查看乘客上下列车情况，确保站台屏蔽门（安全隔离门）和列车车门安全开启和关闭。
第十四条（乘客要求）
乘客除遵守《条例》以及《轨道交通乘客守则》等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携带超过规定体积标准的物品进站、乘车；
（二）不得携带自行车（含折叠式自行车）进站、乘车；
（三）不得携带猫、狗等宠物进站、乘车；
（四）不得在车站、车厢内使用滑板、溜冰鞋等器材。
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乘车秩序的管理。对违反前款规定的乘客，运营单位可以拒绝其进站、乘车。乘客拒不接受的，运营单位可以移送公安部门处理。
第十五条（安全检查）
禁止乘客携带易燃、易爆、有毒、有放射性、有腐蚀性以及其他有可能危及人身和财产安全的危险物品进站、乘车。具体危险物品目录和样式，由运营单位按照规定，在车站内通过张贴、陈列等方式予以公告。
运营单位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和标准，在车站内设置安全检查设施、设备，配备受过专业培训的安全检查人员，并按照规定对乘客携带的物品进行安全检查。
乘客应当接受和配合安全检查；拒不接受、配合安全检查的，运营单位应当拒绝其进站、乘车。
运营单位在安全检查中发现有危险物品的，应当立即采取防止危险发生的安全措施，并按照规定及时报告公安部门。
安全检查人员实施安全检查时，应当佩带安全检查证；未佩带安全检查证实施检查的，乘客有权拒绝检查。
乘客以外的其他人员进站、乘车的，应当遵守本条规定。
第十六条（广告设施、商业网点的管理）
在车站内设置的广告设施和商业网点不得影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
除轨道交通车站规划布局方案确定设置的商业网点和设置在站台的自动售货机外，禁止在车站出入口、站台及通道设置商业网点。
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广告设施、商业网点的安全检查。广告设施、商业网点使用的材质应当采用难燃材料，并符合消防法律、法规、规章和技术规范的规定。
除紧急情况外，广告设施、商业网点应当在轨道交通非运营期间进行设置或者维护。
第十七条（改扩建停运）
轨道交通进行改建、扩建或者设施改造，需要暂停轨道交通运营或者缩短运营时间的，运营单位应当制订安全防护方案并报市运输管理机构备案。运营单位应当在暂停轨道交通运营或者缩短运营时间10天前，通过车站及列车广播系统、告示以及媒体等方式向乘客履行告知义务。
轨道交通暂停运营或者缩短运营时间的，市运输管理机构应当做好安排和调度工作，确保乘客出行安全和便利。
第十八条（检查整改）
运营单位应当加强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检查，及时消除运营安全隐患；难以及时消除的，运营单位应当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并制订专项整改方案。
运营单位应当将安全防护措施以及专项整改方案报市运输管理机构备案。
第十九条（委托管理）
运营单位将涉及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管理项目或者设施、设备委托给其他单位管理的，应当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
运营单位应当对运营安全工作进行统一协调，并承担安全责任。
第二十条（监督检查）
市安全生产监督、交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情况实施监督检查。
市安全生产监督、交通等相关行政管理部门的执法人员实施检查时，应当将检查的时间、地点、内容、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做好书面记录。
执法人员实施检查时，应当出示执法证件，不得影响轨道交通正常运营。第四章应急和事故处理
第二十一条（应急预案的编制）
市安全生产监督、交通、公安等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以及本市突发事件总体应急预案的规定，在各自职责范围内编制本部门的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市政府批准。
运营单位应当根据轨道交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编制本单位的具体应急预案，并报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二十二条（应急处置）
轨道交通发生突发事件达到启动应急预案条件的，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启动相关应急预案，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和运营单位应当按照国家、本市以及应急预案的有关规定处置突发事件。
突发事件处置完毕后，运营单位应当对涉及的轨道交通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性检查，确保设施、设备保持完好。
第二十三条（事故处置）
运营单位应当合理设置事故救援点和配备救援人员。
轨道交通运营发生安全事故的，运营单位应当按照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处置的要求，立即组织抢救，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安全事故影响轨道交通运营的，运营单位应当通过车站及列车广播系统、告示或者媒体等方式及时告知乘客相关运营信息，做好乘客的疏散、转移工作。相关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赶赴事故现场进行处置，尽快恢复轨道交通的正常运营。
本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事故处置规定，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制定。
第二十四条（限制客流量及停止运营）
发生轨道交通客流量激增等危及运营安全的情况时，运营单位可以采取限制客流量的临时措施，确保运营安全。
采取限制客流量的措施无法保证运营安全时，运营单位可以停止轨道交通部分区段或者全线的运营，并应当立即报告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
运营单位采取限制客流量或者停止运营措施的，应当同时通过车站及列车广播系统、告示或者媒体等方式向乘客履行告知义务；轨道交通无法及时恢复正常运营的，运营单位应当为乘客出具延误证明，告知票款退还或者车票延期等注意事项，并做好乘客的疏散工作。
第二十五条（信息报告）
轨道交通运行发生15分钟以上延误情形的，运营单位应当立即报告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并在恢复运行后3日内将延误原因及处置情况书面报告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第五章法律责任
第二十六条（对建设单位的处罚）
建设单位违反本办法第五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备案义务的，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七条（对运营单位的处罚）
对运营单位违反本办法的行为，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按照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违反本办法第六条或者第二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要求设置安全设施或者事故救援点及救援人员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二）违反本办法第十三条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安全职责的，给予警告，并处3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
（三）违反本办法第十六条规定，未按照要求设置、维护广告设施、商业网点的，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四）违反本办法第十七条第一款或者第二十五条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告知或者报告义务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
（五）违反本办法第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要求履行安全检查义务或者采取安全防护措施、制订专项整改方案的，处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八条（对施工单位的处罚）
施工单位违反本办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未按照要求进行施工，影响轨道交通运营安全的，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的罚款。
第二十九条（委托处罚）
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可以委托市交通行政执法机构实施本办法规定的由市交通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的行政处罚。
第三十条（其他处罚）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行为，《条例》或者其他法律、法规已有处罚规定的，由相关行政管理部门依照其规定处罚。第六章附则
第三十一条（参照执行）
磁悬浮交通的运营安全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三十二条（施行日期）
本办法自2010年3月1日起施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