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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监督者

杨涛


贾军英，这位太原市人民检察院反贪局局长——“有幸荣登”为全国首位落马的省辖市检察院的反贪局局长——近日被山西省忻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犯受贿罪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财产2万元，为中国的贪官榜上又添加了浓黑的一笔。不过，让我们感到震惊和最不能容忍的却不是其收受他人财物价值50余万元和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的犯罪事实，在贪官们的犯罪数额动辄以百万、千万计的今天，贾军英的区区50余万元实在是小巫见大巫，让我们感到震惊的吸引媒体眼球的是他的特殊身份——反贪局局长。
众所周知，在我们国家，检察院是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而反贪局——反贪污贿赂工作局，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直接承担着对贪污受贿等腐败犯罪进行侦查的职能。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在某种意义上讲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在反腐败斗争中可谓是重中之重。在长期的权力与权力的对话实践中，反贪局局长们也能最为真切地感受到他们手中权力给他们带来的荣耀，因此，一些反贪局局长自称反贪局为“天下第一局”也许是这种荣耀的最好写照。但是，反贪局局长带头腐败，社会将无从去寻找公平、正义和良心的保护者。因为，如果说一般官员的腐败是污染了水流，那么反贪败的人也腐败则是把水源污染了。所以，反贪局局长自身也腐败是最不能容忍。
然而，贾军英不是第一位也不是最后一位因为腐败而落马的反贪局局长。在他之前，去年12 月，贵州省贵阳市中级法院依法对贵州省检察院反贪局原局长刘国庆受贿一案进行公开宣判：以被告人刘国庆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１０万元，赃款予以没收、追缴。在他之后，今年6月，因成功查清“马向东”案而被中纪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8家单位荣记一等功的江苏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省反贪局局长韩建林由于涉嫌违纪被免职，并被立案审查。
我们不能不为之而大声惊呼：反贪局局长们怎么了！现在也许到了我们好好地检讨反贪败的人、监督者为何也屡屡落马的时候了？
追根溯源，法律是由人来进行而不是神或者柏拉图所说的“哲学王”执行，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人性是有弱点，人心中总是隐藏着贪欲的魔鬼，权力会给人带来难以想象的诱惑，掌有权力者只要有缝隙便会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只有遇到边界才会停止。而反贪局局长们之所以为反腐败者，是因为他们是处于反腐败的位置，并非其先天具有道德上的优越性。因而，反腐败的人如果道德自律的失范和没有制度上的有力制约，又自认为掌有反腐败的权力、自认为持有较强的反侦查能力，一般人对他奈何不得，可以放松对自身的严格要求，那么，贪欲总是在有机会的时候就暴露出来。
因而，在现实中，我们总能看到，一些反腐败的人并未把查办腐败案件当作一项正义的事业，不是以一腔浩然正气去查办腐败案件，不是把查办腐败当作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正义事业，不是站在腐败分子势不两立的高度去查办腐败案件。而是要么因为有领导批示、交办，为完成领导的要求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了多出政绩，为了完成上级下达的目标考评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多查办案件多追赃多返还，为单位小集体多出效益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是为这些掌有实权的腐败分子不敢小瞧自己，为自己今后谋私利提供更多方便而查办腐败案件；要么为打击政治对手而查办腐败案件。因而，一些那怕是被中纪委表彰的“反腐英雄”、 “反腐标兵”， 并不把腐败看作是可耻的事情，反而在反腐败斗争中看到腐败给人带来的好处，也热衷于搞腐败。贾军英也有不错的工作业绩，在全省反贪考核工作中，太原市反贪局连续5年第一，尤其是2002年，太原市反贪局获侦查、综合两项全省第一，然而，这一切并不妨碍他自己从事腐败。
反腐败走向误区、反贪败的人热衷于搞腐败关键在于我们的制度出了问题，权力具有易腐性，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权力只有受到监督和制约，腐败者才不能利用权力去从事腐败，从而也在道德上更加自律。然而，没有人可以否认反贪局局长们没有受到监督，他们上面有检察长，检察院之上有人大的监督，还有党委纪检委的监督，人民群众、社会舆论的监督。但是，事实上这些监督却没有发挥其强有力的作用让反贪局局长们在腐败面前望而却步，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们承认，反贪局局长是检察院下属的最重要的机构，反贪局局长在某种程度上掌有的权力并不亚于检察长，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在用人上并没有建立对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的特殊的人员遴选机制。反贪局局长的任用等同于检察院的其他中层领导，无须特殊的资格和道德上的要求，反贪局局长的任用不须公开选拔，不须公示，他们也不用向人大及其常委会报告工作和进行述职，不用接受人民代表的质询，相反的是一些地方领导意识到这个位置的重要性，千方百计随意安排自己的人担任，想方设法提高他们的政治地位（比如机构升格、局长进党组）。因而，反贪局局长和反贪干警在进入门槛之时起就要有更加严格的要求，要有更为严格的资格和高标准的道德要求，任职公示和报告工作、接受质询等相应的制度都要建立起来。
我们也承认，反贪的权力是最为前沿的对公权力进行法律监督的权力，是其他公权力之上的公权力，但是针对这种强力公权的制约却软弱无力。对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是自立、自侦、自捕、自诉、自撤，当然这里面也有检察机关的内部监督和上级监督，但这种自己人监督自己人的效果可想而知。因而，对于反贪局侦查的案件，必须引入法院的制约，对于这些案件的犯罪嫌疑人需要逮捕的，必须要由法院来审查批准。而对于群众举报的案件不立案及已经侦查的案件要撤案，必须接受群众和人大代表的监督，向他们说明理由，形成制度化。目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推行的人民监督员制度，也正朝这个方向努力。
此外，由于反贪局是反腐败机关，加之地方领导对于反贪工作的依赖，是干涉的多、监督的少，地方纪委由于工作联系与反贪局工作联系密切，也是监督乏力。因而群众举报他们的腐败问题，查处是异常的困难。因此，有必要在人大和纪委中建立一种针对反贪局工作人员腐败的必须建立特殊的调查和侦查机制，确保对于群众的举报能及时启动调查，监督者也不能逃脱监督。
美国开国元勋杰斐逊说：“没有一种权力可能超出其法律限制而不受其他权力的制约和约束。” 反贪局长们的权力只有受到法律的规制和其他权力的制约与监督，才能合法运行造福于人民。因而，监督监督者是我们永恒的命题。

通联：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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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趣网被控售假案--析电子商务诉讼

阮传胜


案情简介：
2000年8月下旬，上海市的杨小姐通过朋友在易趣网上注册的会员帐号，在该网商家专栏中的“美循环化妆品专卖”购买了一瓶KOSE（中文译名为“高丝”）的特效银杏减肥者喱。当时易趣网上介绍该产品为日本KOSE公司产品，并使用了KOSE公司的注册商标。
杨小姐在付清货款，拿到实物后，却发现这瓶减肥者喱与日本KOSE公司的产品商标有区别，产地也不符。而且该瓶减肥者喱外包装十分粗糙，印刷的说明也是错误百出。更出乎意料的是杨小姐打开商品后，竟然发现咖啡色的者喱中混有杂物，杨小姐简直不敢相信这就是在易趣网上专卖店购买的所谓正宗日本KOSE公司的产品。为了给自己讨回个说法，杨小姐聘请了律师，通过诉讼途径保护其合法权利。
这起“易趣网被控售假案”仍在审理过程中。

案件评析：
这是一起电子商务诉讼案件。
一、 本案的特殊性
此案的交易方式具有特殊性,是通过互联网完成整个购买过程的。
传统的买卖过程中，一般由购买者与售卖者通过要约、承诺完成整个购买行为。如果，在购买之后，商品有质量上的问题，购买者可以凭借商家的发票或收据向商家请求调换、修理或退货，也可以单凭厂家的保修单据直接要求厂家作出调换、修理或退货处理。在一般消费纠纷中，这并不困难，消费者只需提供有关的购货凭证或服务单据即可。而对于本案中的受侵害方杨小姐，甚至所有网上消费纠纷中的受害方来说，似乎都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杨小姐的整个购买过程均是在互联网上进行的。杨小姐通过朋友在易趣网上注册的会员帐户进入该网后，点击商家专栏中的“美循环化妆品专卖”，填妥格式化的定货表后，点击递交，进而完成了整个购买行为。这是本案的特殊性。
二、如何保全电子商务诉讼中的证据
对于电子商务诉讼中的证据的收集、保全，公证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本案中，公证部门的公证员对杨小姐在网上购物的整个过程进行了见证、核实，认为其购买行为是真实、合法的，对于所购买的“KOSE特效银杏减肥者喱”也进行了封存。由此作出的公证文书将在之后的诉讼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它能有效地证明杨小姐确实在易趣网上的美循环化妆品专卖上购买了产品，而已经封存的减肥者喱经专门的鉴定后也能成为极具说明力的物证。杨小姐通过有效的公证程序，取得了合法、有力的证据。这也给其他的消费者带来了启发：不要让法律规定的公证制度成为虚设的名词，而是合理地运用它，充分发挥它的证明作用，保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三、 电子商务的载体－网站在诉讼中的法律地位
消费者杨小姐购买的化妆品为假冒伪劣产品，应当追究生产者与经营者的责任，那么，怎么又将网站告上了法庭呢？“易趣网”为此大呼其“冤”。他们提出：易趣网只是在自己的频道内给“美循环化妆品专卖店”开了一个平台而已，互联网上从事销售的专卖店的具体销售行为与自己并没有什么联系。况且，易趣网在其“商家专卖”栏目中的“易趣招商”上也发表了一份法律声明，其中有两点标明“所有在易趣商家专卖上发布的商品信息均由销售商提供，因此，该等商品信息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由销售商来负责”、“如果因在易趣商家专卖购物而遇到诸如商品质量、发货延迟、退换货等争议和纠纷，您直接与销售商协商解决，易趣将在其责任范围内协助您与销售商进行协商”。既有言在先，又毫无责任，易趣网怎么会就此成为被告呢？这个问题很有争议性，在今后的诉讼过程中也必将会成为双方辩论的焦点。
那么，网站在电子消费中究竟担当了什么角色？在这起纠纷中，易趣网又身处于怎样的法律地位呢？对此，有不同的观点。
我们认为，本案中,网站与商家在共同经销产品，因此网站应作为经营者，连带承担《产品责任法》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责任。理由是,消费者在网站上订购物品，首先要注册成为网站成员，然后依照网站发布的商品广告信息选择商品，再利用网站平台完成交易的网上订购手续。在这之前，网站已经取得商品的完全的或部分的经销权，担当起了销售商的角色。网站作为经营者，理应对消费者承担产品责任。本案原告正是基于这种观点，提起诉讼，要求易趣网退回自己所购的假冒产品，赔偿一倍的价款和承担因诉讼所需的公证等费用，这完全是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的费用的一倍。”
我国对于互联网上经营操作还未形成完善的法律制度。人们参与网上订购，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对网站的信任，在订购过程中，人们也无法全面、彻底地调查入驻网站的商家资信。因此，网站更有义务为消费者把好关，严格检查并保证入驻的商家有相应的生产、经营资格，出售的商品具有合格、良好的品质。本案中，由于易趣网的失职，造成对杨小姐的损害，在无法追究美循环化妆品专卖的情况下，易趣网应当担负起全部的赔偿责任。
这起“易趣网被控售假案”还将在人们的关注中继续进行下去，谁输谁赢最终都将有一个了断，但电子消费所引起的纠纷决不可能就此打住。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电子商务的普及化会使得问题更加地复杂化、多样化。

《深圳法制报》